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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比较文学类论文范文检索,与比较文学与第三种文学批评相关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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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16;为脚本,依借电影的镜头艺术语言再度诠释.一种文学艺术的创作及改编的现象,可能会在绝然不同的国族历史中惊人地重复,这是全球历史的共通性.金洙容是韩国著名的电影导演,被称誉为韩国的安东尼奥尼.1967年,在小说《雾津纪行》的基础上,他以欧洲现代主义电影的镜头语言拍摄了《雾津》这部电影,揭示了在韩国社会与经济近代化进程中男性心理的不可承受之重及复杂性,也表现了尹熙重因心理劳顿所遭遇的精神错裂等文化心理因素.谢飞是中国第四代著名电影导演,他曾以昙花的瞬间绽放在第三代导演与第五代导演的代际转型中,留下了自己的美丽与高傲.1995年,在小说《黑骏马》的基础上,他曾以蒙古民歌长调的叙事风格书写了《爱在草原的天空》这部电影诗,并荣获第十九届蒙特利尔电影节“最佳导演”及“最佳音乐艺术成就奖”,这部诗性的电影结构在抒情的大远景与空镜头等镜头语言中,让白音宝力格背负着感恩的乡愁与苦涩的缅怀,凝重且舒缓地行走在大草原的音画叙事中.《雾津》与《爱在草原的天空》两部电影都在执著于各自本土小说创作的基础上投射出迷人的魅力.也就是说,无论是小说本身,还是从小说到电影,把这两部小说带向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视域中,给出互为参照式的阅读与思考,其必然有这一课题成立的学理依据,也具有在审美逻辑上维系两者的普遍学理性.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证明了比较文学研究对当代文学研究可能是一种有效的推动.我也注意到,以往中韩比较文学研究的选题,主要定位在两个国族的古代文学领域,当然,韩国无论是作为一个国家还是民族,其在逝去的历史进程上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是无可争议的,至今中国儒家文化依然为当下生存在后现代文明语境下的韩国人所敷衍.我们把问题进一步扩大化来分析,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选题来看,汉语语境下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曾大量涉猎到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但是,很少有研究者把中国当代文学带人比较文学研究中给予跨界的阅读与思考.实际上,在创作、批评与理论的三个面向上,中国当代文学受外来文化及文学艺术思潮的影响与渗透,远远超过了中国古代文学,甚至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至现代派文学崛起后,一路刷新到当下的网络文学,的确如此.学界的确也存有一种研究的偏见,好像一部文学艺术作品及其伴生的思潮只有从当下的众声喧哗中退去之后,才能够于忘却的寂寞中经过历史的陶冶沉淀为经典,因此,学界也就合法化地推出一个坚持以久的学术观念：研究历史上逝去的缺席者比研究历史上鲜活的在场者更具有学术价值,也更容易给出相对稳定且不容易引起争议的评价,因此,古典研究永远以面对着死人向面对着活人的当代研究炫耀自己的学问及合法性.我们无意在这里深入地讨论：是评价死人容易,还是评价活人难；是研究死人有学问,还是研究活人有学问.众所周知,其中潜在的问题、争议以及学术心态不会是如此简单.我只想说,我们应该推动比较文学介入当代文学,让比较文学研究成为一种鲜活且在场的第三种文学批评,这又有什么不好呢?何况当下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批评及其理论的操用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国际化了,以至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及其研究已经开始淡化其国族文学的学术身份,不错,现在已经到了不得不从比较文学关照中国当代文学的时候了.
近年来,有两次规模较大的学术活动特别值得我们提及,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于2008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了“‘当代世界文学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于2011年4月28日至30日又举办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文理学院作为协作者同时参与了此两届研讨会的举办.然而我们注意到,这两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学科的性质上无疑可以划归于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域,两届研讨会是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联袂举办的,并且学术的定位旨在推动当代文学研究的世界性与世界文学研究的当代性.当我们看到这两个专业在这两次规模较大的学术活动中进行着有效的学术合作时,感佩不已.
我们为什么要强调比较文学是第三种文学批评呢?这种强调不是说比较文学研究没有当代性,在全球化时代,只是比较文学在其学科边界的无限扩张中最终跌向了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一时间,文化研究即成为比较文学研究所指向的当代性.文化研究以显赫且前卫的时尚姿态在取代比较文学时,也开始消解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学性.在《边界的危机与学科的死亡——比较诗学在比较文学的“去边界化”中领受的本质》一文中,我曾如此陈述比较文学的学科开放性：“因此,早在1825年至1830年,两位法国教师诺埃尔（Fran·oisNo·1）与拉普拉斯（E.laplace）汇集各国文学作品,使之集成所谓第一部《比较文学教程》之时,比较文学即在全然敞开的‘去边界化’中陈述着自己的学科开放性,所以‘去边界化’在比较文学研究的场域中被本质化,成为不可遏制的潜流.”最终在20世纪向21世纪过渡的转折点上,比较文学受动于自身本质主义化的“去边界化”,在多种迹象上呈现为由于学科边界的消失而跌向无所不包的文化研究.我必须承认这样一个迹象,现下红得发紫的文化研究,在相当的程度上淡化且覆盖了文学研究,相当一批原来以比较文学起家的学者宣称这个年头还做什么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因其学科边界的消失淡化在文化研究中,进而他们把文化研究作为自己在学界跟风的时尚,以显摆自己的主流身份.我们不妨检视一下,在国内与国外有多少大学都在成立“文化研究所”、“比较文化研究中心”.台湾曾是比较文学研究之中国学派提出与讨论的发祥地,随着比较文学的学科边界在扩张中逐渐消失,辅仁大学还遗存着台湾学界最后一个具有比较文学博士授予权的比较文学研究所；然而2010年,台湾辅仁大学对其外国语学院的比较文学研究所、翻译研究所与语言研究所进行了三所整合,成立了“跨文化研究所”,随着辅仁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的解体与整合,台湾比较文学也终于悲壮地迎来了跨文化研究的时代.
学界颇有激进者不失时机地宣称：一个夏化研究可以取代比较文学研究的时代来临了,或者放大了理解,文化研究可以取代文学研究.对此,我有些不以为然.文化研究是后现代高科技工业文明操控的全球化时代的阶段性衍生物,其作为一个学科的成立多少有些应时性,也多少降解了文学研究的文学性及人文精神；但是,宣称文化研究是对比较文学研究或文学研究的全面替代物,这一切还要让历史来证明.其实,是坚持文学研究还是拒斥文化研究,这多少可以借鉴一位人文学者对文学性及人文精神执著的姿态.让我们高兴的是,对中国当代作家张承志的《黑骏马》与韩国现代作家金承钰的《雾津纪行》进行比较研究,这恰恰是比较文学研究而不是文化研究.
其实,对于一位国族文学研究者来说,如果在其研究身份上宣称自己有着自觉的本土意识,他们全然可以不必讲求其研究的跨界及其规范性问题,执守一方本土的研究领域完全可以成就自己的学术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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