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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比较文学类论文范文检索,与比较文学与第三种文学批评相关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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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40;《雾津纪行》进行比较研究,研究者是立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视域上,让自己的研究从本土语境跨出去,在一个跨语际的阅读与思考中再度激活了《黑骏马》.当然,我们在这里需要提及的是,这里的研究者在文化身份上应该是一位在汉语语境下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国学者.这位研究者不一定是一位纯粹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但是,他是把韩国现代偶像派作家金承钰的《雾津纪行》带入自己的研究中,与张承志的《黑骏马》形成一种跨语际的参照性思考,同时,这种跨语际的参照性思考也再度激活了《雾津纪行》.当然,比较文学研究对两部以上不同国族的经典文学作品的激活,一定是互动性同步的,所以,比较文学视域在这里不可或缺地生成了.我们知道,《雾津纪行》创作于60年代,在韩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很高的声誉,这部小说曾被韩国本土文学批评者评价为那个时代小说创作的一次“感受性的革命”,金承钰也被称誉为韩国20世纪60年代文坛上的“icon”——偶像.需要说明的是,“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这两个术语在中韩两国学界有着各自文学史观的时限性界定,如果我们走向一种世界文学史观,放大了来讲,《雾津纪行》与《黑骏马》是在全球史观下同期先后创作的两部小说.从中韩两个国族文学发展史几乎同期的时空对位上来看,这个选题把这两部小说及其叙述的相关历史事件、社会政治、民族风俗与人物形象整合在研究者的比较视域中,从比较文学研究的视域对《黑骏马》与《雾津纪行》给出不同于各自国族文学批评下的结论.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在本土对《黑骏马》进行的研究是一种本土文学批评,同样,韩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在本土对《雾津纪行》进行的研究也是一种本土文学批评；那么,一位研究者在跨语际中对《黑骏马》与《雾津纪行》所给出的整合性思考,在中韩比较文学研究中形成了第三种文学批评.
勒内·韦勒克（ReneWellek,1903-1995）与奥斯汀·沃伦（AustinWarren,1899-1986）在他们的《文学理论》（TheoryofLiterature）读本中,把文学研究界分为三个层面：文学史、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实际上,比较文学在总体的研究面向上也可以相应地界分为这三个层面：国际文学关系史、国际文学批评与国际文学理论.首先,我们在这里指出：国际文学理论就是比较诗学.笔者提请学界注意的是,我们在这里使用了一个崭新的概念,即“第三种文学批评”.在国际文学批评的面向上,第三种文学批评就是基于两种以上国族文学研究所形成的比较文学批评；需要进一步诠释的是,我们在这里启用了“比较文学批评”这样一个概念,以此在细微的差异上区别于“比较文学研究”.如果我们再度精细地划分“比较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批评”这两个术语,它们是包涵与被包涵的逻辑关系.比较文学批评就是文学批评的国际化或国际化的文学批评,也就是说,比较文学研究的第二个面向就是跨语际的第三种文学批评.
2003年,笔者在北京工作时,全国一批优秀的学者曾集结在一起编撰《比较诗学概论》.在撰写《比较诗学概论》的大纲时,笔者曾第一次提出过“第三种诗学”这个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也是源于笔者对“跨界的文学理论国际化研究”的反思.在本质上,第三种文学批评与第三种诗学在学理的逻辑上是一脉相承的,前者归属勒内·韦勒克与奥斯汀·沃伦划定的文学批评,后者归属文学理论.
当然,比较文学研究者在语际的跨界中的确不可遏制地获取了一种全球化的研究视域,同时,这也必然加大了文学研究的难度.当下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进一步推动了文学研究的国际化,所以,比较文学研究也必然携带着诸种争议,成为这个时代的显学,并且比较文学为守护自身显学的前卫性,又不得不持有一种防守性姿态,处处捍卫与解释自己学科的合法性.
提及跨界与双语的问题,笔者又想起了美国的科学哲学家托马斯·S.库恩（ThomasS.Kuhn,1922-1996）.在1962年推出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一书中,托马斯·S.库恩以“范式”（paradigm）
与“不可通约性”（inmensurability）两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求证,阐明了科学革命的显著特征在旧范式与新范式之间存有的不可通约性,托马斯·S.库恩的理论曾在国际学界产生了观念性革命的地震.当然,还有一位重要的同期学者给予托马斯·S.库恩于理论上的推波助澜,他就是被称之为“科学理论界的肆无忌惮者”的美国科学哲学家P.费耶阿本德（PaulFeyerabend,1924-1994）.多年来,笔者一直在持续地阅读上述两位科学哲学家的理论,并不时地在阅读中体验因思维观念的革命而带来的启示.我深切地感受到,倘若把他们的理论带入到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建设及翻译研究的理论建设,其可以让我们站在一个崭新的思维观念上,重新审视我们现在所正在从事的研究领域及其学科理论.从历史的历时性来看,在国族文学与比较文学之间存在着范式革命的冲突与对话,在历史的某一共时性上,这种冲突与对话是相当紧张的,两者之间的确存在着不可通约性.多年来,比较文学为自己与其他学科之间所产生的观念上的不可通约性,做出了最大张力的解释与努力.
实际上,我认为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每一个国族都因自身独特语言的操用而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自律性文化系统,每一个国族的语言文化系统在历史的记忆中沉积为一种“图式化阻力”（patternedresistance）,这种图式化阻力是以本国族的语言、文化、历史、宗教、风俗、社会、政治、伦理及经济等形成的结构化与模式化的范式,并对另外一个国族沉积的范式给予自发性的阻抗,最终凸现出这个国族的唯一性与自主性.一种文学的国族风格就是区别于另一种文学国族风格的阻抗性与自主性的范式,并且两者之间有着不可通约性.
当然,我们在这里是从文化相对论的视域来谈文学国族风格的不可通约性的,我们不是一位民族孤立主义者,我们只是希望从学理上求证,国族与国族之间的确存在着范式的阻抗,在范式的阻抗之间存在着不可通约性.当然,在此,我们是在历史的共时性上来谈文学民族风格的不可通约性的.
当然,托马斯·S.库恩和P.费耶阿本德是在历史的历时性上指涉科学革命前后的范式之间存在着绝然不同的价值标准,因此在“革命”（revolution）与“后革命”（afterrevolution）之间的范式中存在着不可通约性.我们化用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1943-）的观念言称：即在“理论”的范式与“后理论”的范式之间存在着“向这一切说再见”的不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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