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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比较文学类论文范文检索,与比较文学与第三种文学批评相关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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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族文学与比较文学这两个学科方向的重要分界点之一,就在于研究方面对语言所提出的不同要求.在两种语言思维观念形成的各自惯性系统中,比较文学研究者必须在双项汇通中寻找共生的平衡与生存的第三种立场,因此也形成了第三种文学批评.在国际文学批评的面向上,第三种文学批评就是基于两种以上国族文学研究所形成的比较文学批评.从历史的历时性来看,在国族文学与比较文学之间存在着范式革命的冲突与对话,这种冲突与对话是相当紧张的,两者之间的确存在着不可通约性.多年来,比较文学为自己与其他学科之间所产生的观念上的不可通约性,做出了最大张力的解释与努力.比较文学研究对当代文学研究,也应该成为一种有效的学术文化推动力,实际上,比较文学就是全球史观的文学研究.
[关 键 词]比较文学；第三种文学批评；不可通约性；第三种诗学；全球史观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2）01-0001-08
[收稿日期]2012-01-01
[作者简介]杨乃乔,男,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比较诗学及相关中西艺术理论研究.（上海200433）
不同于国族文学的是,比较文学的确需要明晰、准确且自洽的学科理论意识.对于一位从事比较文学教学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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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时间,因一次偶然的学术交流,我翻阅了一部关于中韩比较文学研究的书稿,这部书稿把中国当代作家张承志的《黑骏马》与韩国现代作家金承钰的《雾津纪行》进行了比较研究.凭心而论,我对中韩比较文学没有多少感性的学术体验,只是在编写《比较诗学概论》时曾向从事中韩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请教过“中韩比较诗学”一章如何撰写而已.但无论如何,这一选题却引起我对比较文学及其相关学科理论的一些思考.近几年来,我在复旦大学一直给中文系的本科生开设《比较文学概论》的基础课,同时也开设《中西比较诗学》的理论课；这里的同学非常优秀,在课上及课后,有许多同学曾就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的学科理论问题不断向我提问.坦诚地讲,同学们提出的许多问题是有相当学理深度的,所以也激发了我对他们所提问题的思考与回答的兴趣.在某种程度上,同学们所提出的问题与这部书稿的选题及研究观念有着逻辑上的联系,所以在这里,我想不妨写出若干片段性的思考,也算是对同学们所提出的部分问题给予一种即兴的回答.
众所周知,准确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不自觉地获有一种命定,他们在跨界的阅读与书写中汇通两种以上的语言文化及其相关文学艺术现象,并以此来整合自己的思考,这里的“跨界”行动已经被比较文学教科书浓缩为一个暂且不可更改的学理性规范：即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与跨学科.
国族文学与比较文学这两个学科方向的重要分界点之一,就在于研究方面对语言所提出的不同要求.国族文学研究者是在本土的立场上对母语书写的文学现象给出自己的阅读与思考,而这种阅读及思考的逻辑是与本民族语言背后的思维观念及思维惯性链接在一起的,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ChakravortySpivak,1942-）在《一门学科的死亡》（DeathofaDiscipline）中言举解构主义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Derrida,1930-2004）时说明了这一点：“雅克·德里达是哲学家中的天才,他认为,‘哲学观念不可能超越习惯的差异.’这种领悟力不仅仅适用于法语、德语,或者希腊语和拉丁语.”因此,从国族语言及其思维观念的链接逻辑来看,阅读与思考的文化亲缘性及无障碍性则是国族文学研究的显在特点.实际上,我们必须承认文学研究一旦跨出了本土语言,走向国际化,与另外一种国族语言书写的文学现象遭遇,问题就复杂且丰富了起来；在两种语言的思维观念形成的各自惯性系统中,比较文学研究者必须在双项汇通中寻找共生的平衡与生存的第三种立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种文学现象及其作家作品被国族文学研究持续关注了多年后,往往研究者在材料与义理两个方面对其投入的研究是穷尽式的或终结式的,很多文学现象及其作家作品在研究方面往往被宣判为一种相对性的终结,其在相当长的时段内不再具有研究的选择性与热点性.这种情况在国族文学研究领域中很普遍,至少我知道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张承志的《黑骏马》就是一例.
《黑骏马》获得了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后,曾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所讨论的热点文学现象,许多优秀的当代文学研究者都曾以自己的批评与研究来深度地诠释过这部中篇小说,最终,张承志及其《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北方的河》、《黄泥小屋》、《金牧场》等作品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硕士生与博士生选题的热点.但是,时值上个世纪的90年代,学界关于张承志及《黑骏马》的研究不断地在选题上撞车、在结论上重复,从某种程度上客观地讲,至少张承志的《黑骏马》已经处于过度研究的饱和状态.
H.R.姚斯（HansRobertJauss,1921-）和W.伊泽尔（WolfgangLser,1922-2007）曾以接受美学（ReceptionalAesthetic）的逻辑力量来论证小说文本的无限敞开性,让阅读者在小说文本的空白点中尽可能地提取无限的意义,以反对文学研究的历史客观主义.我在这里借用接受美学的理论,在陈述上制造一个反讽的话语：有趣的是,《黑骏马》作为一个文本,已经向那个时段的过度研究给出了封闭的姿态,其不再具有意义提取的空白点,这部小说文本因过度研究向学界宣布了关闭.当然,我们在这里所言说“过度研究”,绝对不是意大利符号学与诠释学研究者安贝托·艾柯（UmbertoEeo,1932-）所论述的“过度诠释”,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笔者在这里想表达的是,以过度研究使一部小说跌向文本的关闭,这一定是学术大跃进时代的产物.并且时值21世纪,在后现代国际大众传媒及后数码工业文明制造的大众文化的娱乐性与媚俗性中,《黑骏马》更为70后、80后与90后的生存者所无知,沉寂为一部孤独已久的经典.笔者始终坚持一个信念：从文学艺术的历史性美学品质上来评判,经典一定是孤独的,并且经典再孤独也必然存留在历史的记忆中.当然,历史是一种记忆的形式.笔者在这里并不希望奢谈历史记忆理论、文化记忆理论及其在价值选择中呈现的史学功能问题,更不想多谈历史记忆理论、文化记忆理论对文学研究应该有着怎样的可能性推动,而是想说,把中国当代作家张承志的《黑骏马》与韩国现代作家金承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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