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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女性解放的命题在起初就被纳入“社会解放程式”之中,造成对女性自我的回避和否定.女性身体的疾病隐喻经由现代性话语发轫之初的政治意识形态转换,女性的身体表征被政治编码成为孱弱民族的疾病隐喻,革命文学实践中对女性身体疾病的政治疗救和遮蔽,使女性身体成为政治治理和规训的客体,被一再地领域化、编码化,并成为特定历史语境中意识形态争夺的场所.
关 键 词 :女性身体,政治编码,疾病隐喻
近十年来,随着苏珊•,桑塔格“疾病隐喻”理论影响的深入,身体、隐喻、疾病等关 键 词 逐渐成为学术热点,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打开了一扇更加开阔却复杂的门.《疾病的隐喻》中的批评目标非常明确使词重新返回物,使现象重新返回本质,对疾病进行“去神秘化”工作,破译环绕在疾病中的各种想象和神话.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平息想象,而不是激发想象.不是去演绎意义,而是从意义中剥离出一些东西”①, 苏珊•,桑塔格的批评主要是指向疾病隐喻的社会文化的内涵,对于疾病隐喻与性别文化象征之间的复杂关联却很少关注.对于文学来说,疾病隐喻既是一种文学修辞、叙事方式,也是创作者阐释表达的空间和意义生成的载体,同时也意味着一个知识系统的建构.它无疑要吸纳最广泛的文化象征资源,要诉诸一系列的文化象征符码.性别作为社会象征系统中极为重要的文化符码,对它的建构、解读,必然与这一叙事/知识话语系统运动密切相关.“疾病隐喻”实质上一直有一种自然的性别化倾向,并以一种权威的话语姿态把女性身体从幽闭的闺阁推向了广阔的公共空间.女性身体一旦进入公共空间,便与公共政治产生了复杂的关联.女性身体的疾病隐喻经由政治意识形态的有效转换,其内在的性别表征被成功地编码成为孱弱民族的疾病隐喻,并由此开始,政治话语对女性身体展开了一系列的编码重塑过程.
一、“疾病隐喻”的政治转换:“妇女即疾病”
中国现代性话语发轫之初,妇女便被想象成古老中国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亟待解决、又令人头疼的问题.在亡国灭种的“大恐惧”下,女性的身体解放首先被赋予了“强国保种”的政治内涵.这种政治转换带来了“疾病隐喻”表达方式上的“中国特色”“妇女即疾病”.在有识之士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中,“妇女”与“疾病”常处于可以互相置换的“同质”地位.在“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进化论伦理中,首先唤起的是人的物欲和“强力崇拜”,柔弱等同于疾病,被贴上丑陋的标签.“女”这一性别符号,常常失去与男性相对的性别内涵,成为表征一种急需变革的落后、衰微、丑陋的前现代状态符码,成为衰败民族的疾病隐喻.梁启超笔下古老而衰败的中国是“鬼脉阴阴,病质奄奄,女性纤纤,暮色沉沉”,“呜呼,一国之大,有女德而无男德,有病者而无健者,有暮气而无朝气,甚者乃至有鬼道而无人道”②.同年奋翮生(蔡锷)在《新民丛报》发表《军国民篇》一文中,将中国与域外列强的关系这样比方:“若罹癞病之老女,而与犷悍无前之壮夫相斗,亦无怪其败矣.”③
在晚清至“五四”知识精英眼中,民族一直作为男性主体而获得象征意义,中华文明虽然衰朽,但其男性主体的身份并没有改变,只是病入膏肓,阴气沉霾.既然如此,在疾病隐喻视野观照下的现代性民族国家的建构,拯救女体成为很好的突破口.由此,女性身体解放转换成现代化的问题之一,卷入了关于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的政治论说之中.
在晚清至“五四”关于救亡图存的论说中,女性缠足和娼妓问题成为了启蒙者关注的焦点,两者皆被提升到民族积弱的原因这一高度.1883年,康有为在家乡创办了第一个不缠足会,1893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论》中谈道:“缠足一日不变,女学一日不立”④,1902年2月1日,光绪发布谕旨,劝诫缠足,1903年,四川总督岑春煊发布了一份影响深远的白话告示,这份告示集中展现出病弱女体的国家隐喻,以及由此所导致民族主体的男性身份认同危机:
第一样关系国家众人的弊病,没得别的,皆因女子缠足,一国男子的身体都会慢慢软弱起来,国家也就会慢慢积弱起来.这个缘故,又没别的,皆因人生体子强弱,全看父母体子如何等(缠足使母亲的体质单弱,因此子女的身体也越来越弱.)传到今日,虽然中国丁口有四万万之多,无论士庶、工商,举目一看,十之八九,都是弱薄可怜不堪的样子,推求这个缘故,等都由缠足.因为我国百姓个个单弱,所以人家敢来欺负.等所以如今要想把中国强起,必先把百姓强起来,要想把百姓强起来,必先把养百姓的母亲,现在的女儿强起来.⑥
岑进一步论述道:“皆因女子缠足,天下男子的聪明,慢慢就会闭塞起来,德行慢慢就会丧坏起来,国家慢慢也就闭塞丧坏起来.”⑥论者采用层层递进的逻辑,沿着“女子母亲儿子男子天下”的思维延展,再一次将女子的体弱多病与民族的衰败景象等同.男性依然位居民族主体的地位,而自身和民族衰弱的原因全部归因于女子.在这种典型的逻格斯中心主义的思维中,男性通过把病态成分他者化的过程,在象征符号系统中建造起未来强壮、阳刚的民族国家主体的幻象.而女性的身体表征则被政治编码成为孱弱民族的疾病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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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缠足问题被赋予“强国保种”的政治含义一样,娼妓问题也被政治性地刻画为中国孱弱的症候,与民族的落后和危机联系在一起.“五四”时期,废娼的代表性人物是李大钊和周作人.李大钊站在启蒙者的高度提出废娼的五大理由:“为尊重人道不可不废娼,为尊重恋爱生活不可不废娼,为尊重公共卫生不可不废娼,为保障法律上的自由不可不废娼,为保持社会上妇女的地位不可不废娼.”⑦这五大理由同时也反映了“五四”精英阶层对娼妓问题的认识角度.周作人是“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的积极倡导者,他更注重从经济角度出发,把妓女看成是为经济所迫而卖身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对象.这两种关于娼妓问题的表述方式,都不自觉地把女性身体当做可资利用的话语场所.性病使民族衰弱、国家染疾,这样的叙事逻辑和话语姿态,又一次巧妙地把女性身体置于民族国家的疾病隐喻的祭坛上.
因此,由于现实政治危机的刺激,中国现代性话语在发轫之初,女性的身体解放与民族国家话语便纠结在一起,单弱的女体只是作为民族危亡的疾病隐喻,被置于现代民族国家主体的“他性”异质地位.女性这一性别并不能分享民族国家主体的身份,相反,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结构中,女性身体的性别表征被不断地政治编码,成为男性主体缓解民族焦虑的话语资源和阐释空间.
二、疾病的政治疗救:女性身体的政治治理
现实的政治黑暗对文学产生了一个直接的反作用力,使文学急剧地政治化,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叙事被置于文学实践的中心位置.随着战争的爆发和整个民族抗战局势的发展,更加强了这一文学实践的现实功利性.革命意识形态的正当性被置于某种臆造的基础上,一切偏离或逆反革命的行为,必会与堕落、疾病联系在一起.疾病越出了生理范畴,政治疗救成为了肉体治疗的有效手段.正如桑塔格指出的:“在现代政治话语中,疾病隐喻的夸张透漏出一种惩罚性的观念:这并不是说疾病是一种惩罚,而是疾病被当作了邪恶的标志,某种被惩罚的东西的标志”⑧.1920年代以来的革命文学实践,对女性的书写已经掺杂了相当多的政治符码,女性身体成为疾病政治隐喻的阐释空间,通过对疾病的政治疗救完成对女性身体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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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光慈的《冲出云围的月亮》可以说开了后来政治上“治病救人”的先河.主人公王曼英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她积极投身大革命,大革命失败之后,她的思想却走上了歧途,利用自己的肉体对整个资产阶级进行报复,企图毁灭这个世界.这种“革命方法”实质上不过是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并未起到实际的革命效果.在与李尚志重逢之后,李尚志作为现代革命符码无疑承担了“治者”的角色.他指出曼英的病因在于“脱离群众”,“失去了集体的生活”,陷入了“一个浪漫的知识阶级者的幻灭”⑨.李尚志的“诊断”动摇了她此前的信念,也恰在此时,王曼英发现自己身患梅毒.身体的毁灭让她来不及自我反省,却把她的病作为向社会报复的工具:“如果以前曼英不过利用着自己的肉体以侮弄人,那末她现在便可以利用着自己的病向着社会进攻了.”B10然而这种偏离革命轨道的做法带给了她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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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治疗救方案一直延续到19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在解放区明朗的天空下,疾病无疑是一个负面的语词,在现实政治清明的环境中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文学开始了祛疾病书写,并通过对疾病的政治隐喻的规避来完成对女性身体的祛病治理.在这一过程中,疾病的政治隐喻内涵凸显了疾病与旧社会的历史同构关系,在女性身体的治理中建立起另一种意义构架.
此时,疾病通常被认为是旧社会的产物.孔厥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中的折聚英,在学习过程中得了急病,“身子抖得就跟打摆子一样,牙关也直打,手腕还发冰等她还乱抓心口,把棉衣服都抓得对穿了.”B13作者在追究其病因时,完全排除了过度劳累而致病的原因,而是把病因指向历史的过去时间维度,控诉旧社会的苦难遭际,“她在夫家的时候常挨打,也常头晕,常骨节缝痛的等”医生的诊断也意味深长:“这女子,生理上,心理上,一定都受过大打击,大摧残！”B14疾病既是旧社会的产物,也是新社会中落后分子的身份象征.伟强《尼姑庵的春天》中几个未经改造、没有取得进步的尼姑,被作为妇救会长的李大嫂定位为二流子改造的对象.她们年纪轻轻,却带有几分病态,“脸色都是那样苍白黯淡”B15.疾病被贴上了旧社会的标签,成为政治落后的身份象征.一旦进入新社会,人的疾病马上就被治好了,政治上的“治病救人”与肉体上的“治病救人”同步发生,甚至可以置换.马烽的《金宝娘》集中体现了这种思维模式,作品通过金宝娘的疾病治愈来反映两个交替的时代的差异.金宝娘的身体在万恶的旧社会遭地主、恶霸和日本鬼子们蹂躏践踏,成为了一个“不正经”的女人,因此也得了性病.进入新社会后,她的行为大为改观,性病也随之治愈了.当“我”第二次见到她时,“只见金宝娘红光满面, 穿着很朴素得一身蓝衣服,笑着说:‘唉呀,老马,又见到你了！’我说:‘你的病治了没有’她说:‘好光了,打了两针六○六.’”B16这两针治病的六○六,也是从地主家里寻出,代表们分给她的.金宝娘作为生命个体从娼的经历被有效地置换成旧社会逼良为娼的罪恶行径,被治愈的金宝娘则成为新社会“治病救人”的政治符号.在这里,女性身体的疾病再一次被政治隐喻地加以编码,完成了政治疗救对于女性身体的政治治理.
三女性身体的政治规训:“遮蔽的疾病”
19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的基本基调是健康和光明,疾病在文学中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文学对疾病规避的同时,也传达了对疾病的政治隐喻的恐惧心理.可以说,正是这一规避,迫使一套具有历史合法性的“革命身体美学”得以迅速建立,并以此来遮蔽现实存在的疾病.所谓“革命身体美学”,其实质是身体的劳动美学,强调身体的劳动生产价值,赞扬“健壮”、“结实”等男性的力量美,来适应以“战斗”、“生产”为中心的革命体制.这一套美学原则的建立,实质上是以健康的革命话语来遮蔽负面的疾病隐喻.女性身体在强大的革命话语中实践着“拟男主义”的身体模塑,并实现着政治对女性身体的规训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是通过两个过程同时进行的.
首先,完成对于女性衣着的政治规训.无产阶级性质的穿着和穿法美学是劳动性质的,女性娇艳的衣饰装扮被排除在特定的历史合法性之外.最有代表性的是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一文中对“三仙姑”的贬斥:“三仙姑却和大家不同,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偏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了霜.”B17三仙姑个性化、审美化的着装违背了时代背景下的统一化着装要求,自然引来了巨大的非议.衣着是身份的象征,无产阶级性质的衣着,拒绝审美需求和个性化,一旦超越这个价值标准,必然与非道德的“性”联系在一起.马烽的《金宝娘》中,当“我”看到金宝娘的装束打扮时,“惨白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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