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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意义上,前此革命队伍里女将们对“交际舞”的强烈反对,就包含着对正统婚姻制度的执守.事实的情况也是,在“交际舞”之风蔓延之前的延安,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早已被视为毒草,从革命阵营中铲除了,而“交际舞”一直是被当作外国的恶习被禁止的.而且更为严重的情况在于,延安“交际舞”确实造成了一些诸如“吴光伟事件”的民间伦理问题,这些“风波”与党内的整风问题直接相联系,引发了一些延安文人的尖锐的批评声音.丁玲便对出现在延安舞场上的不平等现象颇有微词,“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听的诽语悄声地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哪里,哪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29]后来丁玲自己也承认这篇文章“确有所指”,“那时‘文抗’的俱乐部,每逢星期日就有几个打扮得怪里怪气的女同志来参加跳舞.‘每星期跳一次舞是卫生的’,说这话的就是江青.我不反对跳舞,但看这些人不顺眼,就顺便捎了她们几句.”[30]这种反腐败,反特权的“造反”姿态,既彰显的是左翼批判精神,更是五四文化批判传统的延续.当然,比丁玲态度更加激烈的是王实味.这位“个性独特”的文人,习惯性地将跳舞与“烈士们浴血牺牲”的情景相对比,从而感到“心脏震动,血液循环得更有力”,就此将“交际舞”斥之为,“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31].这种将战争与跳舞的对立姿态,无疑让人想起“玩物丧志”的传统伦理主题,其“禁舞”的思路与蒋介石有关民族国家/日常生活的冲突颇有几分相似之处. 尽管延安的“交际舞风潮”持续到1942年整风运动的全面展开,而此后的“交际舞”也被群众性大秧歌舞所取代,偶尔的中央机关交际舞会,只是被用来招待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但是,突出地体现在延安“跳舞”活动之中的复杂境况却清晰可见.依据前此舞蹈的历史沿革,延安共产党人的“交际舞”似乎也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态度.一方面,共产党人不得不拥抱作为先进文化形态的“交际舞”,以证明自己作为现代政党的先锋性；另一方面,又在这种“拥抱”中承受着传统伦理守护者的沉重压力,不得不敌视时时流露出“负面”印记的跳舞行为.这似乎也为此后“交际舞”在1950年代文学/文化中的尴尬境地埋下了伏笔.三、从“营业性舞厅”到“机关舞会”
1949年建国以后,一个革命话语占据绝对权威,欲望被禁忌化的红色年代扑面而来.正如法国理论家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在回顾访问中国的印象时所说的,“在中国,我绝对没有发现任何爱欲的、感官的、色情的旨趣和投资的可能.这可能是因为特殊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结构上的原因：我特指的是那儿的体制道德主义”[32].在此之中,“舞厅”所包含的资产阶级颓废意味被彻底荡涤.譬如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对旧上海的妓女和舞女实行改造,让她们自食其力,谋求新生.上海的各大舞厅纷纷退出历史舞台,曾经盛极一时的大都会舞厅,于1954年改名为“静园书场”,专营苏州评弹演出业务[33].然而在此之处,“体制道德主义”固然是对“一体化”进程中,“泛政治意识形态”美学与日常生活的完美概括,但对于丰富复杂的50年代文学/文化而言,这种“清教徒”式的禁欲主义却并非此一时段文化形态的准确把握.换言之,“舞厅”并未因“体制上的道德主义”而迅速消失.相反,作为消费主义的产物,它所具有的身体解放等现代性元素,被左翼政权奇迹般地吸纳,并在一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体制化建设中被改造为健康的“机关舞会”,从而成为新的（无产阶级）城市交际文化的一部分.
“机关舞会”的兴起,自然有着苏联影响的深厚背景.鉴于建国初中国“一边倒”的对外政治策略,中苏友谊天长地久的美好愿望在50年代深入人心.此时的城市人民也纷纷以苏联生活方式为楷模,穿起“布拉吉”跳“伴舞”（交际舞）便是一例,而这也被视为一种革命和进步的象征.从部队到地方,从机关到企业,每个单位都有专门用来跳舞的大俱乐部,更有公园、广场等露天舞场,《红莓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苏联歌曲都是此时的流行舞曲.除受苏联专家的影响,当时团中央也提倡青年人生活要丰富多彩,大力号召做文明健康的新青年.如果谁不好意思跳舞,就会被批评为“你这人太封建”[34].这种娱乐方式所彰显的文化形态,无疑是激情年代英姿勃发的无产阶级文化的生动表征.事实证明,当时的“伴舞”美化了心灵,亦是对战争之后革命年代中人情、人性的深情抚慰,或者至少在那个为“工业增速,超英赶美”而忘我劳作的年代,让汗水之余的人们获得了空前的放松和愉悦.“伴舞”带来了一种悦人悦己的和谐之风,在舞厅与工厂之间,在家庭与社会之间,在干部与群众之中,形成了文化的良性循环.
尽管依据某种情感的惯性,人们对于“舞会”还是偶有批评,认为它滋生了诸多“不健康的倾向”.但总的来看,节制的“机关舞会”依然给了人们关于社会主义的美好想象.作家王蒙在其回忆录中就曾深情追忆了50年代“全民跳舞”的热烈气氛,“我相信,跳舞与唱歌一样,也是属于革命属于共产党的,国民党时候,只有阔太太与不正经的女人跳交际舞,而共产党发动了全民跳舞,多么动人!一次我讲什么叫解放,我说,原来人民被捆绑着,现在,共产党把人民身上的绳索解开了,原来人民被反动派监禁着,现在我们放出来了,这就是解放!”[35]甚至,包括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对待舞会也总体上持支持态度.像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多注重“舞会”的现代意识和现实意义.或许是对延安“舞会”的重要意义念念不忘,毛泽东在建国后也竭力提倡“机关舞会”,他认为,“跳舞是一项很好的活动,既可以活动身体,放松情绪,又可以接近群众,了解到下边的一些情况,要比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强得多呢!”[36]周恩来总理也将跳舞视为“集运动、放松和工作为一体”的运动.因此,他“难得休息和娱乐,有点宝贵的休息时间他首先是选择跳舞”[37].和毛泽东一样,周恩来也把跳舞视为广交朋友,广泛听取意见,广泛做宣传的机会.
由以上材料,我们可以看出,人民政府作为左翼政权体制化的产物,在建国初期对待“舞厅”这个城市空间时,并未采取断然拒绝的态度,而是审慎并有节制地征调这一娱乐资源的积极因素为政权所用.然而,尽管作为一种新式的城市娱乐活动,它被赋予更为卫生和健康的形式——“交谊舞”,并在体制化的过程中被吸纳为由工作单位、工会或共青团组织的业余活动.但是,“机关舞会”取代“营业性舞厅”,并被赋予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合法形式,却并未从人们内心深处永久赦免.而且文学这种更为隐秘的历史实践也证明,“机关舞会”那种适可而止的欲望达成与“营业性舞场”顽强的消费主义记忆之间,依然存在着极为复杂的缠绕和纠结.
毕竟,“机关舞会”还是30年代“营业性舞厅”的变形的产物.尽管它已然祛除了旧时代的腐朽和欲望化印记,并竭力呈现出干净、节制的新时代特征.但对于参与其间的个人而言,它却时常能够召唤出消失不久的消费主义的“幽灵”.就像前文所言的,参加“机关舞会”的周恩来处处体现出对“跳舞”“严肃性”的维护,这与当时高岗等党内干部“家庭舞会”的“胡闹台”形成鲜明对比[38].而关于“机关舞会”,更多消费主义的“幽灵”在十七年时期的小说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周而复在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第一卷）中,曾写到制贩假药的奸商朱延年诱骗和腐蚀国家干部的场景.
令人意外的是,对于50年代社会主义时期的日常生活而言,“机关舞会”在现实生活中的胜利,并没有保证它同样在文学叙事中的“凯旋”.相反,作为更为隐秘的内心表达,文学在意识与无意识的分裂层面,更为内在地表达某种“历史真实”：即尽管是社会主义文化所积极吸收的健康形式,但“机关舞会”在十七年文学中并没有被赋予正面的形象.这种文化想象的“破产”毋宁说透露出社会主义文化的焦虑所在. 与《上海的早晨》相似,在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中,“我”作为一位来自城市的知识分子,在解放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城市,“那些高楼大厦,那些丝织的窗帘,有花的地毯,那些沙发,那些洁净的街道,霓虹灯,那些从跳舞厅里传出来的爵士乐等对我是那样的熟悉等好像回到了故乡一样.这一切对我发出了强烈的诱惑,连走路也觉得分外轻松等”,“我”在革命之后的“蜕变”恰恰体现在对那些阔别已久的“消费社会”的向往之上.其间小说写到一处细节：“周六晚上,机关内部组织了一个音乐晚会,会跳舞的同志就自动地跳起舞来,这正好解闷,我就去参加了.”
“我”对“跳舞”的沉醉无疑连接着旧时代的情感记忆,直到“我的妻”抱着孩子“气冲冲”跑来,“我”依然留恋不舍.“跳完这一场就回去!”这种“致命的吸引”,成为改造城市之中残余消费空间的“征兆”,从而引出一个与“我的妻”争论的“改造城市,还是被城市改造”的核心问题.小说对于“舞厅”的情感基调通过另一处细节得到了更为鲜明的显现,那便是长安街上的“七星舞厅”.在此,“舞厅”这个城市娱乐空间几乎再现了民国时代“风月场所”的特征.“西服笔挺,像个绅士的胖子”守门人对那个向客人要钱的“十三四岁的小孩”的“压迫”,引起了“我的妻”的愤慨.尽管他一再辩解：“我这个舞厅,是在人民政府里登记了的,是正当的营业,是高尚的娱乐!拿捐,拿税等”但小说将“舞厅”与“乞讨”、“压迫”等旧社会遗迹相联系的想象方式,却已然暴露了作者的情感基调.在这篇小说中,作家将“机关舞会”与“营业性舞厅”相并置,出人意料地透露出前者作为欲望伪装的可疑面貌.
同样,作为另一部被批评家们指责为“小资产阶级趣味”而受到批判的作品,邓友梅的《在悬崖上》也写到了“星期六的机关舞会”.此时的机关舞会也已成为极为暧昧的情欲空间.在此之中,我那“丢人现眼”的“爱人”,与追求自由、摩登的小资产阶级女性加丽亚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以貌似忏悔的回忆口吻极为“放肆”地表达了“堕落”时“我”的跳舞感受,“音乐一响,我俩就旋风似的转过了整个大厅,人们那赞赏的眼光紧追着我俩闪来闪去”.小说也表现了新时代的“舞女”加丽亚得意忘形的“愉悦”,“我好久没这么高兴过了,跳舞本身是愉快的,被人欣赏也是愉快的”.这种“跳舞”中形成并建构的“个人性”,对“机关舞会”本身情感内涵的消弭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由以上小说叙述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跳舞”这种消费形式所包含的“个人性”,对于“机关舞会”这种社会主义城市娱乐形式所构成的“消解”意味.对于社会主义城市而言,尽管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抑制着个人的欲望,但消费主义的形式却又在时时生产着这种欲望.机关舞会的暧昧性,恰在于它既是生产的,也是消费的,既生产出集体,又生产出个人,正如蔡翔所言,我们不能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强调集体而认为个人在这一时代已经消失,情况可能相反,社会主义在生产集体的时候,同时也在生产个人[39].因此,对于“舞厅”及其城市空间的改造而言,也许正是在社会主义对消费城市空间的抑制中,生产出了新的消费空间.社会主义原本希望借助既有的资本主义文化形式发展属于自己的文化,生产自己的城市空间,但既有的文化形式却又召唤出消费主义的“幽灵”,威胁着新的文化的生成.从延安时期就曾屡屡酿出风波的“礼堂舞会”,到解放后依旧不能令人放心的“机关舞会”,新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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