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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有关论文范例,与四个人的两会相关毕业论文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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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的建议”.他试图在复杂的政治现实中寻找一条相互妥协的改革之路,而不是激烈的社会变革.“政治就是妥协的结果,必须承认现实.”他设计了一套官员公布财产的办法：从新公务员开始申报,报给上级主管单位,上级主管单位的同级监察部门负责监察.“不要把申报财产视为惩治腐败一吃就灵的药,它只是提供了一种机会,其实不可能所有的都查,监察部门可设定一个标准或抽查.”
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代表们吃饭的时候互相签名很普遍,邓明义曾就此专门提出建议案,“突击完成议案签名的现象比较普遍,基本上是在开会前和吃饭时代表比较集中的场合进行集中签名,大部分代表连议案的内容都来不及看就签了名,几乎没有时间让签名的代表对议案多一些了解,更不可能提出意见使议案更加完善.”
按照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全国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是代表联名提出,二是代表团提出.如果是代表联名提出议案,至少应有30名代表联名.有一年,邓明义发起一个限制官员兼人大代表的议案,她拿着人大代表名单,找基层代表的房号,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敲门,说服对方签字.有一位基层代表正在接受记者采访,看也没看就签了,第二天吃中饭时,那位代表让她把自己的名字去掉,担心签了那样的议案领导不高兴.而对于大多数人大分配的议案,代表们几乎都是来者不拒.
各省代表联络处一直是议案的重要来源之一,以前是各省人大常委的下属机构,2005年下半年以来,为了加强人大代表闭会期间与群众的联系,各省代表联络处直属全国人大管理,而全国人大下拨的代表调研经费也由该机构负责管理.
韩德云对议案及建议的回复情况很满意,“基本上都采纳了,60%得到了落实.”他觉得原因是,他是律师,具有优势,提的议案多与修订法律有关.前几年全国人大每年都要通过8到10部法律.
2004年两会,恰逢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他准备提交一份关于台湾的议案――《关于全国人大就台湾问题作出决议的议案》,“自1979年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后,全国人大就很少对台发言,而如果要发起维护统一的战争,需要全国人大的授权.”那时,他还没有想到要就此立一部反分裂法.
议案签好了名,他送到大会秘书处,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这个不能立案,现在局势比较微妙,建议只作建议案.”对方告诉他议案都要在网上公开目录,公开影响不好.过了两天,对方又告诉他,“建议案也要公开目录,建议案今年也不提为好,转给中央领导作内部参考.”
他服从了“领导安排”,议案和建议案都没提.第二年全国人大迅速制定并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他觉得这里面有自己的功劳,“虽然这个没有正式立案,但比立案的还管用.”
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我们的国务院和人大的关系,不是西方抗辩式、质询式的,而是一府两院协同工作.”“这是东方的文化传统.”
愤怒
任玉岭今年71岁了,1998年开始担任政协常委,2002年成为国务院参事.他出过一本文集,封底上印着温家宝一次讲话中引用的两句古语,“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1980年代后期,任玉岭在国家科委及广西北海市任职,此后担任5年广西自治区政协常委,他谙熟建国后的中国政治.在他的记忆中,1958年的“三面红旗”是个典型,“那时候,谁也不能说三面红旗有问题、有瑕疵,说的都倒霉,要不就是右派,要不就是右倾,要不就是反革命.”
他认为,“中国没有共产党肯定不行,没有就一盘散沙.”“但是,没有发扬好民主,很长时间就形成了一言堂,大家不敢讲话,万马齐喑.”他认为政协有两面旗帜,“一个团结,一个民主.”
作家梁晓声比他小11岁,生于1949年9月,是共和国的同龄人.1968年插队北大荒,1974年被推荐上大学,成为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80年代以来以知青文学蜚声文坛,主张小说要批判社会现实.现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师,曾任海淀区人大代表、北京市政协委员.
2003年,梁晓声第一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委员们逐一发言,许多委员都表达了任职的光荣感.轮到梁发言,他把委员证取下放在桌上说,“如果仅仅是光荣,我现在可以交出,也可以收回,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已经光荣了；作为大学教师,我很认真的教课,爱护学生,我也已经光荣；作为一个个人,我比较和谐地处理邻里关系和同事关系,有这些基本光荣,我已经够了.”梁晓声说,“如果把这个太看成光荣了,就是一种欲望,就会害怕失去,最后就会怕到不敢言说.”
几天前的政协分组讨论中,他不客气地指出,“现在网站的一些网友质量水准非常高,点问题像点穴一样痛快.但我们政协委员的一些发言质量水准和思想深度还不如网文.”他的话引得大家纷纷打开话匣,河北省文化厅副厅长边发吉首先点炮.他说,我连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今年的大会发言质量比往年都差,发言稿没有热点、难点、疑点、焦点,没有以前的锐气,选题选点也小.“有些发言干脆就是为自己所在的单位谋利益”,“雷同无个性,像中小学生演讲等”
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经历改变了梁晓声.“当我纯粹作为一个小说家时,我一直强调批判现实主义,你批判它是很容易的.但你是个政协委员,你要求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时才发现,我提出的N种解决方法哪一种都不能有效.如果说这些年有一点点进步的话,那就是由过去感觉某些族群,人群、变为必须对中国有感觉.”
在北影制片厂附近的一所老房子里,梁晓声穿着暗红色的棉衣、拖鞋,慢条斯理地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张开嘴巴,任由烟圈自由流出.
“坦白说,这两年,我的提案少了,但不意味着不发言.”他试图在批判性和建设性之间达成一种平衡.“比如我可能作这样的发言,谈到三农问题,我可能会提出理念上的问题.我们一谈到‘农’字,有些人就只想到粮食,农约等于粮食,约等于粮食安全,但农民首先是公民,因此首先要把2/3的农民当成公民来看.”
任玉岭刚进入政协时,也觉得政协是外人所说的花瓶――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进入角色以后,我发现我的工作是在党的领导下,让决策更正确.”
3月13日,在北京天通北苑的一家咖啡厅里,午后的阳光照射进来,任玉岭讲述着他任政协委员的故事.一次,他妻子在昆明上医院,看一个感冒花了817元,回来后他写了一份提案反映看病贵,新华社的记者告诉他,这个提案被200多家媒体报道了.
有一次,他去云南边境考察,发现连缅甸的义务教育都是免费的,而中国却不是.回来后,他写了一份建议农村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的提案.有时候,他还会把打字员、清洁工请到家里吃饭,与他们聊这些人家乡的事.
这些关注社会底层的提案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2005年《人民日报》将这一现象称为“任玉岭现象”.与记者见面时,他带来了许多报道过他的报纸杂志.他特别喜欢两篇报道的标题：一个为“为三农建言,敢为天下先”；另一个为“建言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者”.“你看到了吗,这个用了‘天下先’三个字,这个用了‘先行者’.”他一边铺开报纸一边说.他觉得记者不用怎么采访,有这些资料就够了.
任玉岭虽为政协常委,但他的提案反映的问题也并非都能解决.他举了一个例子.他的邻居是温州人,开了一家缝衣店.有一年,他告诉任,温州瑞安跳脱衣舞现象很严重,大庭广众之下跳.任玉岭听说后开始收集资料,发现确实如此,于是提交了一份提案,他收到了一个格式化的答复：“谢谢您关注我们的工作.”可次年央视的记者去那里调查,发现这一现象根本没有改变.
对于这些,他不愿意细谈.真正令他愤怒的是“来自部门利益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他曾在政协会上提交一份关于医疗的提案,“老百姓的菜钵有限和医疗方面的欲望无穷等”这句话还没有拿到大会上讲,第二日,广东某报即刊出一位著名医生（也是当任全国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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