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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那“批判”孟德尔一摩尔根的浪潮中,谈家桢首当其冲.有关部门凭借行政力量,不准谈家桢在复旦大学开设讲授以孟德尔一摩尔根学派观点为基础的正统的遗传学课程,强令改学米丘林遗传学说.就这样,谈家桢关于基因和染色体遗传学的研究,被迫停了下来.

这件事,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关注.

1956年,毛泽东主席为了繁荣中国科学和文化,提出了著名的“双百”方针.这一年夏天,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在青岛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根据“双百”方针,谈家桢在会上阐述了对国内片面强调米丘林学说、压制孟德尔一摩尔根学说的意见.

1957年3月17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的当晚,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谈家桢.一见面,毛泽东第一句便说：“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先生啊！”接着,便问起他的工作和身体状况,问起青岛的遗传学座谈会.谈家桢一一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说,你们青岛遗传学会议开得很好.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对头.应该让大家搞嘛,可不要怕.

1957年7月,毛泽东第二次见到谈家桢时,一眼就认出了,说道：“谈先生,老朋友！”

1958年1月6日,毛泽东又用他自己平时乘坐的飞机.把谈家桢等三位知识分子从上海专程接到杭州,在西子湖畔的一个庭院里,共进晚餐,并作了长时间的畅谈.

毛泽东关切地问：“谈先生,把遗传学搞上去.你觉得还有什么障碍和困难吗”

谈家桢如实地回答：毛泽东主席提出“双百”方针后,尽管在复旦大学可以开设孟德尔一摩尔根遗传学说课了,可是大多数人以为米丘林学说才是“正统”.让他开课只是“统战”的需要,是对高级知识分子的一种“照顾”.正因这样,要真正开展现代遗传学的研究工作,困难还不少哩！

毛泽东听了,热情地鼓励他：“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

那晚,毛泽东兴致很浓,和谈家桢等一直谈到凌晨3点,临了,还亲自把他们送到西湖边.毛泽东指着高挂在夜空的明月,说道：“今晚的聚会,也可以算是一段西湖佳话吧！”

就在那年,复旦大学生物系设立了遗传学专业.谈家桢劲头十足地干起来了.

1961年五一节前夕,毛泽东来到上海,再一次接见了谈家桢.毛泽东紧握着谈家桢的手,问道：“你对把遗传学搞上去,还有什么顾虑吗”

这时,站在一旁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说道：“我们大力支持谈先生在上海把遗传学研究搞起来.”

毛泽东笑了,点了点头说：“这样才好呀！要大胆搞,不要怕.”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复旦大学在1961年年底成立了遗传学的研究所,谈家桢任所长.这样,谈家桢带领一批中青年人向着遗传学高峰登攀.

谈家桢学习了摩尔根的治学方法,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有为的遗传学工作者――盛祖嘉、施履吉、徐道觉、刘祖洞等,分别从事微生物遗传学、细胞遗传学、人类遗传学等方面的研究.

谈家桢也是“教而不包”,着重培养青年一代的独立工作能力.在谈家桢的领导下,从1962年到“文革”前夕,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共发表了论文五十多篇,出版了专著、译作、讨论集等十六种.外国朋友见了,都欢喜地说：“新中国的遗传学家们,正在奋起直追.”

几经磨难　勇往直前

正当谈家桢及其同事们瞄准国际先进水平急起直追的时候,却又被绊脚石绊了一跤,本来正在缩小的差距,又重新拉大了.

这绊脚石,就是从1966年开始的“文革”.

“打倒反动学术权威谈家桢”的大字标语,贴满复旦大学.

“四人帮”用尽一切恶言毒语,嫁祸于谈家桢,污蔑谈家桢坚持摩尔根学派观点,“是在生物学外衣下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世界观”.是“宣扬‘龙生龙,风生凤’的资产阶级血统论”,攻击谈家桢进行人类和医学遗传的研究是搞“希特勒种族主义”.

谈家桢的助手们也受牵连了.谈家桢领导的遗传研究所被污蔑为“谈氏小朝廷”、“资产阶级土围子”.研究工作被迫停止了,设备和仪器也遭到破坏.

谈家桢遭到了多次抄家,更不幸的是,谈夫人多次被斗,受尽折磨,于1966年9月自尽,含冤离开人世！谈家桢被弄得家破人亡,但是,为了祖国的遗传学事业,他坚强地活了下去！

谈家桢被下放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谈家桢一边劳动,一边仍不忘遗传学的研究工作.有一次,他看到生产队的棉花遭到了严重的枯萎病害,便把幸存的棉桃种子收存起来,想来年在这块带菌的大地上播种,看看新一代的棉苗是否仍具有抗病能力,以便从中培育抗病的良种.

谁知这件事竟被当做“阶级斗争新动向”,谈家桢又受到了批判.在那艰难的岁月里,谈家桢不仅无法从事遗传的研究,就连这种结合生产实际的试验都无法进行！但是,他坚信,真理总会战胜强权,科学总会进步的.

1968年11月的一天,谈家桢正在田里锄草,有人特地来找他.附在他耳边说：“你明天不要来劳动了.”直到后来,谈家桢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原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谈到了谈家桢,指名应当解放他.毛泽东说：“谈家桢还可以搞他的遗传学嘛！”

谈家桢终于又回到了复旦大学.可是当时在“四人帮”牢牢控制的复旦大学,开展遗传学的研究谈何容易！

1970年.王震曾两次托人写信给谈家桢,约他一起到全国各地考察育种工作.谈家桢欣喜地把信交给了当时的复旦大学党委,结果却是不予理睬.

可是不久,那些人却又主动找上门来,又是“请教”,又是“指点”,围着团团转.这是怎么回事儿呢原来,姚文元在一份材料上看到这样的报道：用微量电刺激棉花植株,据说可以使棉纤维的长度增加,从而使普通棉花转化成长绒棉.对遗传学一窍不通的姚文元.居然写下了如下“批示”：“要通过电刺棉花走中国遗传学发展的道路.”于是乎,忙坏了一班人,又是开现场会,又是搞展览会,又是找人写捧场文章.但是他们发现,捧场者中,唯独没有遗传学家.于是,便想找谈家桢当吹鼓手.

谈家桢没有昧着科学家的良心去参加他们的“拉拉队”.所谓电刺棉花热闹了一阵子,也就化为泡影.

这时,又有人远道而来,找谈家桢了：四川的某人把棉花与蓖麻杂交,搞什么“有色棉花”.这件事又吹起来了.

谈家桢专程来到四川,在那里“学习”了两个月,他看不出什么科学依据.然而,那位试验者却是一位在当时不可一世的“火箭式”人物,有着“中央候补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