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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相关论文范文,与准联盟外交探析相关论文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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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准联盟外交是国家间在非正式安全合作协定基础上开展的安全合作,它具有隐蔽性、动态性和开放性等特点.此外交模式的运作不依靠盟约,而依靠领导人互访、口头承诺、非正式安全协定或对外援助.当获得外部战略资源与保持外交自主性在决策者心里达成一种平衡时,准联盟外交就会比联盟外交和中立外交更具吸引力.实证研究表明,无论是中立国家还是结盟国家都推行过准联盟外交,这为中国开展准联盟外交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 键 词准联盟外交联盟外交外交类型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3-0021-28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外交学研究的不断深化,外交类型日益成为学者关注的议题之一,如经济外交、能源外交、强制外交、谈判外交、文化外交等.[1]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外交无疑成为影响国际政治格局走向的重要因素.在国际安全领域,联盟外交已引起广泛关注.
目前,学界对联盟外交的研究主要分五大学派：1.以均势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学派.该学派的不同代表分别从权力、威胁、利益等视角考察了它们对联盟外交的影响,如格伦•,斯奈德（GlennH.Snyder）的《联盟政治》；[2]2.以公共物品理论为代表的经济学派,如曼瑟尔•,奥尔森（MancurOlson）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将安全合作的收益视为公共物品,认为其在使用上不具有排他性；[3]3.以政治联合理论为代表的整合学派,如威廉•,赖克（WilliamRiker）在《政治联合理论》中将国家视作不断在收益和成本之间进行核算的理性行为者；[4]4.以功能主义为代表的制度主义学派.该学派并不否认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存在,但认为国家间形成的各种机制和规范能有效减轻国际无政府状态的负面影响,如约翰•,达菲尔德（JohnS.Duffield）的论文《国际机制与联盟行为》；[5]5.以认同为考察对象的建构主义学派,如巴里•,鲁宾（BarryRubin）等在《变化世界中的美国盟友》中对威权式联盟的探讨.[6]他们为联盟外交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也使学界更加重视“软基础”因素.
国际安全学界关于联盟外交的研究虽已初具规模,且有不断深化之势,但仍有提升的空间.如主流联盟外交强调权力、威胁和利益是一国选择联盟外交的主要因素,权力平衡、威胁平衡和利益平衡是联盟外交的分析框架,但却难以解释一种特殊的外交模式,其安全合作建立在联合公报、谅解备忘录、共同宣言、友好合作条约等安全管理机制之上.这种外交模式不同于联盟外交,因为安全合作方并不依赖于军事盟约；它也不同于中立外交,因为国家间存在重要的安全合作关系.鉴于此,从理论上解读这种外交模式便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
二、准联盟外交的基本特征
本文将上述特殊的安全合作关系界定为准联盟,即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实体在非正式安全合作方针（而非军事盟约）之上形成的持久性或临时性安全管理模式,围绕准联盟开展的政府间交往就是准联盟外交.
准联盟外交是一种介于联盟外交与中立外交之间的“灰色地带”.如果说联盟外交是既“联”（参与安全合作）又“盟”（签订安全合作协定）、中立外交是既“不联”又“不盟”,那么准联盟外交就是“联”而不“盟”.准联盟外交有以下几个特征：1.隐蔽性.它没有固定的联盟架构,决策者常在非正式协定基础上秘密开展安全合作（只做不说）；2.动态性.准盟友为应对特定国际事态而集合,有共同关切的国家临时形成安全管理机制（做后就散）,它类似于“流动的沙丘”；3.开放性和包容性.准联盟外交不像联盟外交那样具有强烈的排他性.
目前,学界对准联盟外交的研究相对不足,但这并不意味着无人关注过此种外交类型,如联盟外交研究者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Wolfers）发现,按照同美国关系的亲疏不同,世界上的主权国家可分为美国盟国、执行中立政策的国家和中立主义国家.第一类是与美国签订有盟约的40多个盟友；第二类国家既不支持美国,也不把力量投入到苏联阵营一边,执行的是事实上的中立政策；第三类多为民族独立国家,它们通常将反帝、反殖与独立自主相提并论,执行的政策实际上不利于美国而更有利于苏联,如埃及、索马里、印度等.[7]事实上,第三类国家均是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它们若选择公开与苏联签订军事盟约会对自身形象构成损害,其不结盟政策势必受到国际社会的质疑.于是此类国家领导人选择较为松散和隐蔽的准联盟外交形式,并以此为依托负载联盟外交的实质内容.
乔治•,利斯卡（GeeLiska）也发现,主张革命的国家政权（如纳赛尔和卡斯特罗政府）倾向于同大国建立非正式联合.国际上有两类联盟――全方位联盟（TotalAlliance）和有限联盟（LimitedAlliance）,前者的安全合作范围较广,后者只是在某些领域或在某些地域进行安全合作,其构建的基础往往是心照不宣的协定（TacitAgreement）.[8]这里的有限联盟外交实际上就是冷战后较普遍的临时准联盟外交.
斯奈德在《联盟政治》中认为：介于心照不宣的联合和正式联盟之间的是基于外交工具之上的合作关系,这些工具体现了政府间特定的义务,包括领导人之间交换的便条、联合声明、谅解备忘录以及行政协定.这些协定使成员之间的合作关系体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它可减少公众和国内反对党派的限制,因为政府首脑可就这些协定快速进行谈判并达成共识.在外交领域,非正式协定的约束力较弱,即便违反协定也不太影响国家声誉.[9]遗憾的是,上述三位学者未能从外交类型上系统分析准联盟外交模式.
三、准联盟外交的表现形式
准联盟外交通常有四种表现形式：
1．领导人互访
18世纪,联盟是连接欧洲君主和国家元首的纽带,元首之间的个人交往对联盟外交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10]同样,准联盟外交也依赖于领导人互访,因为准盟友领导人互访可增强亲和力；高层领导人互访还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有益于强化国际社会对双边或多边准联盟关系的认识；处于弱势方还积极利用峰会之机开动国内宣传机器,凸显乃至夸大与某个大国的准联盟外交.当国内执政党轮换时,新上任元首通常会显示出外交创新,甚至不惜完全改变外交政策.准联盟成员为减少政权更替所造成的不确定性,会通过扩大领导人之间的私下沟通（如元首互访）来强化准联盟外交,体现共同利益关切.如尼克松时期中美准联盟外交的开展得益于两国的首脑外交；“9•,11”后叙利亚―伊朗的准联盟外交依靠两国领导人的多次互访；前苏联与埃及的准联盟外交源于1964年赫鲁晓夫对埃及的访问.
2．口头承诺
准联盟外交的开展还依靠口头承诺,它是大国满足弱小准盟友安全需要的重要形式.如约翰逊之后美国历届总统上台后几乎都会在口头上承诺对以色列的安全义务；卡特执政后美台准联盟外交的开展依赖于美国领导人在许多正式或非正式场合对台湾的口头安全承诺.凯格利（CharlesW.KegleyJr.）和雷蒙德（GregoryA.Raymond）认为：“承诺是人际交往的黏合剂.夫妻之间的誓言,买卖双方的合同,上帝和信徒间的契约,市民对祖国效忠的承诺以及国家之间签订的盟约都是承诺.”[11]承诺分为两种类型：书面承诺和口头承诺,后者体现出准联盟外交关系.如奥斯古德（RobertE.Osgood）所言：“他们（安全承诺方）通常以官方或非官方形式,在口头上或在行动中间接地承诺建立某种关系,或将其意表达出来,形成重要且含蓄的谅解和期望.”[12]这种口头承诺可能缺乏盟约那样的机制,缺乏明确性和恒定性,甚至只是单方面宣言,但它对准盟友同样具有影响力.
在国际舞台上,并非每位领导人作出的承诺都会得到履行,因为口头承诺不像书面承诺那样有约束力.但国家元首作出承诺后,背信弃义也需付出代价.对于大国领导人而言,自食其言常会受到准盟友的指责和鄙视,背信弃义会影响大国的声誉、威望和道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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