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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报刊为合法性主体的历史,才是真正称得上报刊史.所谓主体,就是以报刊为中心和视野,并以此展开史实、分析报刊与社会关系,以及揭示评价其意义和价值.唯有如此,才能反映报刊历史的真相,从而起到历史为现实服务的作用.当下我国报刊史研究的问题,乃在于忽视了主体性问题,从而报刊的历史成了历史的报刊.
【关 键 词】报刊；历史；主体
【中图分类号】G210.9G219.29【文献标识码】B
报刊史,既是报刊又是历史,这谁都懂,不新鲜.不过顺此而下,竟就有了一个问题：报刊史究竟是报刊的历史,还是历史的报刊?
作为历史的一个部分,报刊史似乎从来就不存在学科合法性的危机,哪怕一点点疑问.新闻有学无学的争吵,即便沸反盈天火烧连营,受牵连的也只是新闻理论,报刊史悠悠然隔岸观火.其中的缘由自然多多,但不能说与报刊史背靠历史学科这一棵大树无关.史学的源远流长德高望重,不仅为报刊史学提供了百毒不侵的金钟罩,同时也使之地位、价值不证自明.
也不尽然.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史者”,乃“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那么,报刊史和历史的类同,大概也只是在这样的层面――都是对人类社会以往活动的记述并推求其长短和因果.可是,这就好比说刘翔和姚明都是运动员一样,不解决任何问题.因为我们即便知道报刊史属历史,并不自然彰显报刊史是什么,恰如“运动”二字,永远无法告诉我们跑步和篮球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一样.于是,时常听到此类的疑问也就不奇怪了：报刊史学者与历史学者究竟有何不同?
表面看,这一疑惑似嫌多余,因为不同是一目了然的,那就是研究对象.报刊史专治报刊,历史则不是.即便如此,疑问仍在.报刊史固以报刊为对象,可报刊并非报刊史之专利.比如：现如今就有越来越多的不同学科学者涉足报刊研究,他们可能称之为报刊史家?若是,报刊史家安身立命处所何在?若非,捍卫报刊史的依据又是什么?由此见,仅有一个研究对象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这一对象对于报刊史意味着什么.这样的问题不解决,影响所及还不是研究本身,而是整个报刊史作为新闻学科架构中的部分,其合法性基础遭到动摇,同样要面临有学无学的质疑.中国新闻史象革命史的议论,不正是道出了此种病灶吗?
美国的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在谈到历史与年代记、编年史之类的差别时说,历史是一种叙事,叙事必须有某种合法性主体的观念.年代记、编年史一类之所以不能称为历史,在于它们缺少这样的观念,因而也就不能在事件的相互联系中来定位事件并赋予意义.“恰恰因为没有任何社会中心的意识,使得年代记作者不能够把他所处理的事件当作历史领域中的要素来排列.
也正是因为没有这样一个中心,使得年代记作者不得不将其话语逐步发展成一种叙事形式的任何冲动都被阻止或根除了.”于是,任何“历史性”和“叙事性”都是不可能的.（海登•,怀特,2005：15、17）
怀特是后现代主义者,他所谓的叙事及其主体,含有化解历史是客观、真实的固有观念之意图.如果撇开这一点,这些概念仍不乏启示.比如我们就可以因此想一想,中国报刊史的合法性主体是谁?其中心究竟是报刊还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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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不会有人选错题.报刊,是报刊史的合法主体,也是其中心.这样的认定与把报刊作为报刊史的研究对象是根本不同的.前者是站在报刊的立场,以报刊的变化起伏以及与社会诸方面的关系来展示报刊的历史,让报刊自身说话,说与报刊自身相关的话,“好像在一个生命的个体里,一个生命、一个脉搏跳动贯穿着所有肢体一样.”（黑格尔,1959,32）其他学科历史学者研究报刊,则必然是带着他们自己学科的视野和立场,是出于解决自己本学科问题的目的,报刊只是因此而被选择的一种路径、一个对象,与他们使用其他资料、档案、文物等等没有任何区别.报刊史学者与其他学科研究报刊的学者之不同就在这里：报刊史家研究的是报刊的历史,其他学科学者研究的则是历史的报刊.
刚好看到手头研究《苏报》的两个例子.一是周佳荣先生的力作《苏报及苏报案》,以《苏报》为主线,分析其与清末政治思潮发展的关系,探讨癸卯前后中国思想界的情形,并由此对之做出历史评价：在传播排满民族主义思想方面,《苏报》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是空前的.一是蒋含平先生的论文,《苏报案的辨正与思考》,试图从新闻业自身演变的视域,透视一个因言获罪的报案,却为何没有给中国新闻史留下争取言论自由的资源与基础,并因此与美国的曾格案做了比较.当然,不能说这是一篇很成熟的文章,但所着力的问题以及思路方向,却绝对是报刊史的因而是可取的.后者可以说属于报刊史的研究,前者则是政治史或政治思想史的报刊研究.若以此比照,我们过去关于《苏报》的研究评述,究该归于哪一类,不是一目了然吗?
认定报刊为报刊史的主体,当然不意味着报刊史是封闭的绝缘的,不需要研究报刊与社会其他方面的关系,比如政治、文学、经济、文化甚至政治派别与政党等等,不能使用除了报刊以外的诸种史料,不必了解其他学科对历史报刊之研究.恰恰相反,作为“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一部分的报刊,是脱离不了其他社会活动的,因而,不从与其他社会活动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不了解其他学科在报刊研究上的进展,报刊活动的特殊性及其面貌,必然也是难以展示和深入.但必须把握以下的分寸：既然报刊是主体,那么,这些研究和使用的起点和终点,都应是为了报刊,是为了更好解释和揭示报刊的问题而不是相反,用黑格尔的说法,是一个“自身超出、自身分离,并且同时是自身回复的过程.”（黑格尔,1959：28）否则,就不能称之为报刊史的研究.
让我们反观让人挠头且至今似乎拿不出更好设想的中国新闻史之分期.戈公振在其《中国报学史》中,是以“官报”、“外报”、“民报”为标准.虽然说这样的分期有着汪英宾《中国报刊的兴起》之影子,但与戈公振对于报刊史性质的理解和解释,即：“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戈公振,1955：1）却是一致和合拍的.我特别注意到其中的“报刊自身”几字,可见戈公振是具有报刊主体的意识,并且在整个报刊史叙述中,是始终明确贯彻到底的.比照这些年所编写的新闻史或报刊史,尽管也都异口同声认为,研究报刊活动或者新闻现象发展变化及其规律,是报刊史的目的,可报刊在时间中的具体展开,凭依的不完全是报刊自身.导致的结果,所谓古代、近代、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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