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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柏有关论文范文例文,与中央苏区“邓、毛、谢、古”被整始末相关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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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几点意见》、《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提出了广泛发动赤卫军、少先队、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在扩大红军问题上,根据地的边缘地区与巩固地区政策应有所不同等意见.没想到,罗明的这两份工作报告竟招来了大祸.
1933年1月初,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王明“左”倾错误,白区的革命力量受到了极大破坏和损失,中共临时中央因处境日益恶劣而被迫由上海迁到中央苏区.
中共临时中央在进入中央苏区后,便在党、红军和根据地内全面地贯彻、推行“左”的冒险主义方针.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下车伊始便“一手发现了”罗明的所谓“路线错误”.
罗明由于推行毛泽东的主张,在其《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毛泽东的崇拜.这位书生意气十足而又满怀革命激情的年轻的省委代理书记,在《报告》里写下这样的一段话：
如果只注意局部某一地方的转变,不注意很好地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英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者请列宁复活,一起到下溪南或者其他已受到摧残的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
最使博古恼火的是,罗明将毛泽东称为“最好的领袖”,并放在为他所赏识的其他几位领袖的前头；更使他不能容忍的是,罗明在《报告》中,竟忽视或无视党的真正领袖“王明同志”和他“博古同志”!
博古亲自找罗明到中央谈话,责问罗明：谁说毛泽东是“我们最好的领袖”?为什么无视王明同志对党的领导作用?你对四中全会后的新的中央领导极端不信任.怎么能把毛泽东跟斯大林甚至列宁相提并论?
罗明被戴上了“机会主义路线代表人物”的帽子,被整整批斗了三天三夜后,撤销了省委代理书记的职务.
于是,一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便迅速地在中央苏区从上到下、从地方到部队广泛地展开.
四
1933年3月下旬,临时中央撇开中共江西省委,直接主持召开了会昌、寻乌、安远3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公开批判邓小平,以此揭开了反对“邓、毛、谢、古”为代表的所谓的“江西罗明路线”的序幕.
中央代表一开始就定了调子：“会昌、寻乌、安远等县的党的领导机关,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过去是执行了一条同党的进攻路线完全相反的退却逃跑的单纯的防御路线,是我们在赣南会议上早已批判过的逃跑主义路线的翻版.这一条路线,同福建杭、永、岩的罗明路线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这3县过去在邓小平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对于党员同志、群众的力量没有丝毫的信心,所以,一听到敌人进攻苏区的消息,立即就惊惶失措,退却逃跑,将整个寻乌县拱手让给广东军阀,这同党的进攻路线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这是不是还在执行我们党内那老牌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
显然,临时中央代表不仅要把账算在邓小平头上,而且还要追究到毛泽东的身上.邓小平听后非常气愤,他正要站起来辩解,那个中央代表用手势进行制止,继续说道：“在今后的斗争中,再也不要相信什么‘诱敌深入’的战术了,那是狭隘的经验论,要御敌于根据地之外.什么‘诱敌深入’,那根本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军事作战原则.当然,提出这个战术的人是没有见过大世面的山沟里的秀才,蹲在山沟里怎么能出马克思主义呢?真是笑话!所以必须肃清‘逃跑主义’在党内和红军内的影响,坚决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
听到这里,特别是听到那一系列的攻击毛泽东的言论,邓小平再也按捺不住了,他霍地站起来,非常愤慨地打断那个中央代表的话：“我不能接受你的意见,有什么不同看法,是党内存在的正常现象,不能对同志搞人身攻击.你们说毛泽东是逃跑主义者,那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是谁领导创建的?”说到这里,邓小平向那个“喝过苏联洋墨水”的中央代表轻蔑一笑,便反唇相讥：“你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为什么不能在上海待下去?而中央苏区又为什么搞得红红火火?你们在大城市产生了‘立三路线’,而我们在山沟里却产生了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你难道能说毛泽东不懂马克思主义吗?”
在邓小平义正词严地一连串的反诘之下,中央代表招架不住了,不得不宣布会议结束,将邓小平强行关进“审讯室”.
几天后,邓小平的妻子金维映被迫将离婚书送到“审讯室”.为了不使妻子受到株连,邓小平这个“打不倒”的硬汉子,狠狠地一咬牙,拿起笔来在离婚书上签了名.
“乱了,乱了!”邓小平望着窗外,心急如焚,他急的不是自己的不幸,而是为中国革命的命运担忧.
这一年邓小平年仅29岁,正值血气方刚、年轻气盛之时,有一股不信邪的劲头,在蛮横的“左”倾领导人面前,他丝毫没有妥协,正气凛然；在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这一点上,任何强权也无法使他低头.他把检查当做阐发自己对错误路线认识的机会,以一桩桩一件件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各项主张的正确性.
在审讯室里,“左”倾领导者挥舞拳头,拍打桌子,气急败坏地吼叫：“邓小平,你的3次书面检查,全在为你自己歌功颂德,错误一点儿都没有承认等假如再继续抵赖下去,必须考虑你的党籍!”
邓小平镇定自若,强压心中怒火,坚定而冷静地说：“我要说的都说了,每句话我都经过认真考虑的,全是真话,我可以拿党性来负责,现在没有什么要说的了.”说完,转身朝自己的“拘留室”走去.
“左”倾领导把邓小平的检查登在中央机关报《斗争》上,并冠之以《试看邓小平的自我批评》的题目,斥责邓小平“依然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在‘检查’的长篇文章中,没有一个字批评自己对纯粹防御路线所负的责任”,责令邓小平立即向党写出申明书,彻底坦白“机会主义路线和派别观念,直至派别行动的全部.”
五
毛泽覃是毛泽东的三弟,在中央苏区时期,曾先后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永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对他的情况,人们普遍知道,本文不拟赘述.
谢维俊,字蔚青,湖南耒阳人.1926年,年仅19岁的谢维俊便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参加湘南暴动,4月随朱德、陈毅的部队上井冈山.朱、毛会师后,谢维俊在红4军中先后任连、营党代表,红1纵队政治部主任.后来,他成为总前委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当邓小平初到瑞金县委时,正在那里的谢维俊帮助邓小平熟悉情况,两人结下了友谊.此后,谢维俊担任中共永新县委书记,接着又被提升为江西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红军独立第5师师长.谢维俊虽然离开了毛泽东,但他常给毛泽东写信,向毛泽东请教一些学习上的问题,并征求毛泽东对工作的意见.毛泽东在百忙中也曾给他回信.
古柏,江西寻乌人.人们总误以为“古柏”是笔名,其实是他的真实姓名.1925年,古柏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19岁,是寻乌县最早的中共党员.
1929年1月21日,朱毛红军途经寻乌县菖蒲区,时任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县苏维埃主席的古柏,连夜赶去晋见心仪已久的毛泽东,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930年5月,红4军第三次攻占了寻乌城,毛泽东利用部队在寻乌休整的时机,决定进行一次社会调查,以解决如何对待城市工商业和争取城市贫民问题.时任中共寻乌县委书记的古柏给予毛泽东很大的协助.
白天,古柏陪同毛泽东走街串巷,深入店铺、作坊,与工人促膝谈心,广交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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