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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音乐类有关论文范例,与三十年前如此“批邓”相关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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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流行音乐”渐被禁止,在1956年的“早春天气”中略有“回潮”,但随后在1958年的“批判黄色音乐”运动中即被完全禁止、彻底扫荡.“文革”中,唱、听流行歌曲更是罪可入狱,流行音乐完全绝迹.然而1979年随着国门初启,中国的大街小巷突然响起睽违已久的流行音乐.这当然得益于“初春”的政治气候,在相当程度上,还得益于盒式录音机这种“新技术”的引进,大量“水货”录音机和港台流行音乐磁带如潮水般涌入,进入千家万户,翻录成为家常便饭,实难禁止.
对流行音乐,当时的意识形态管理部门视为洪水猛兽,认为是“自由化”在音乐领域最重要的表现,一定要禁而后快.
他们认为,港台流行歌曲其实就是三四十年代“流行曲”的翻版.民国时期已经“流行”、此时因邓丽君演唱而重新流行的《何日君再来》成为大批判的首选靶标.“什么《何日君再来》、《桃花江》、《毛毛雨》、《凤求皇》、《吻着陶醉吧》等,它们在中华民族濒于沉沦的关头所宣扬的,除了醉生梦死、消极颓废、爱情至上,还有什么呢据了解,《何日君再来》这样的歌曲现在又开始在一些角落里传播.更有甚者,一位歌唱演员竟然演唱《蔷薇蔷薇处处开》,并灌制了公开销售的录音带.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魏州:《服务员和向导员》,《人民音乐》1980年第3期)“它是三十年代产生的黄色歌曲”(南咏:《还历史本来面目》,《人民音乐》1980年第9期)而批判者更加强调的是,它产生于抗战全面爆发的1937年,这种“软绵绵的在技巧上经过精心处理的‘探戈’节奏的曲调”也是“这首歌后来在沦陷区被敌伪赏识、利用、推广,当做毒化人民意识的一剂鸦片的原因.”(应国靖:《也谈〈何日君再来〉问世经过》,《人民音乐》1980年第9期)当时各单位、学校还传达明确“禁听”邓丽君的有关文件,要求有邓丽君磁带者将磁带上交或自己消磁,有的大学还抽查学生磁带.但在公开出版物上,开始还是不点名批判,将其称为“D味”.
颇有海外“流行”风格的李谷一的《乡恋》因影响最广,引起的批判也最为激烈.“李谷一同志确实在进行一种尝试,在摸索另外一条路子.其实从《乡恋》的演唱风格来看,这并不是什么新路子.”因为“这条流行歌曲的路子是在香港、台湾那种具体环境下产生的,它不讲什么高深的发声技巧,只靠手里捧着的那个麦克风,所以这条路子是狭窄的.这种唱法既不适于表现我国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也不适于作为抒发我国人民丰富多样的内心感情的手段.”(严伟:《听李谷一唱〈乡恋〉有感》,《人民音乐》1980年第3期)“1980年初的一天上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礼堂里,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高级官员,最先点了《乡恋》的名,说大陆现在有个‘李丽君’.”(李扬:《〈乡恋〉解禁记》,《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13期)“李丽君”就是最严重的“罪名”,足见当时有关部门视邓丽君为何等可怕的洪水猛兽.
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或许难以理解为何要如此严批邓丽君.其实,当时连台湾儿童歌曲《童年》都被严厉批判,更不用说邓丽君了.
《童年》是最早引进的港台歌曲之一,因较少“意识形态色彩”而成为公开演唱较多的歌曲.但随着“清除精神污染”的深入,《童年》也被批判.1984年5月25日《北京音乐报》发表了署名“任真”的《〈童年〉不是一首好歌》,认为:“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让我们的青少年口口声声地唱着情调不高的什么‘迷迷糊糊的童年’,什么‘孤单的童年’之类,能起到积极作用吗”还有作者问道:“在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究竟用什么样的思想、情感、美学趣味来影响我们的青少年一代是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来教育青少年呢”还是“用台湾校园歌曲《童年》那样的情调和所谓的‘多样化’来‘化’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下一代”(勤思:《读〈‘左’相可掬〉所想到的》,《人民音乐》1984年第7期)“实际上,《童年》所塑造的‘童年’,是台湾社会制度下产生出来的畸形儿,是一种扭曲、变态的童年,这种童年在我国是少见的,即便是个别存在,也只是个别教育的问题,无须用歌唱大做文章.所以说我们的宣传工作者,在宣传时要考虑一下歌曲的思想性、艺术性及社会效果,且不可盲目‘引进’.否则,将会造成不良的后果,望宣传者三思.”(李国勋:《歌曲宣传要注重社会效果》,《人民音乐》1984年第8期)
在这种大批判中,手拿话筒,边唱边走,边唱边舞,架子鼓、沙槌、电吉它、五光十色的灯光、舞台中间有斜形台坡等,都被作为流行音乐的“符号”、作为腐朽堕落的表现而严批.“依靠声频放大器来创造某种浅薄的效果来博取听众欢迎的歌唱者是有的,那就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夜总会、酒吧间的歌星的演唱.但这自从30年代就已有之,并不是什么值得大加赞扬的新鲜事物.”“‘哈气和轻声’成为一种歌唱表演的特征,也正是在依靠声频放大器的夜总会、酒吧间唱法产生以后出现的.”“问题不在于是否运用气声和轻声,而是看你运用气声和轻声唱法表现的是什么思想感情.”(程子建:《金毛狐狸和正人君子》,《人民音乐》1981年第5期)演员在台上“信步漫游,忽而前进,忽而后退,手拿麦克风,忽而声大、忽而声小”也被批为是“污染乐坛,有碍人们身心健康的所作所为”.(邵吉民:《
流行音乐类有关论文范例
《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回忆,1983年他在《辽宁日报》任副总编时,辽宁大连歌舞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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