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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59;这些演艺界的朋友,一位熟悉山西煤老板的人说：在北京,要打通关系并不太难,刚开始都是谁也不认识谁,可是认识人很简单,有钱,有项目,马上就能在身边聚拢一些圈子,这也是山西煤老板目前普遍做的事情.“他们急于寻找新项目扩张,而北京一向是各种或真或假的新项目集中地.”煤老板身份很有利：他们只要认识一个人,就能迅速认识一个圈子,因为他并不是为了借钱,而是有钱对接项目,会激发很多人聚拢来,因为人人都有希望从中获取利益.
2007年之后,邢利斌有许多项目涉及大型央企和各部委,所以他来北京特别多.不过,这些接触对于邢来说并不陌生.2002年,从他接手第一个县办企业兴无煤矿开始,他就一直和各级官员交往.这种关系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复杂,而是煤炭政策的不确定性,使他和官员们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共同体.
2002年,柳林县属的兴无煤矿面临破产,当时煤炭价格低迷,该煤矿是县里的包袱.按照统计数字,2001年,全县煤炭企业欠税达1亿元,欠发工资5000万元；年产量60万吨的兴无煤矿是全县最大的国企,一年上交税费720万元,管理费则要700万元,债务累积到了1.9亿元.当时的县城体改委主任王勇回忆,煤矿有一个90万吨的洗煤厂项目,可是几年都没有建成,每次有领导来考察,矿长就只能拿图纸出来.
县政府非常想把煤矿抛出手,中国矿大管理学院副院长安景文回溯当时,让我们能看到煤炭行业不景气时期的情境：上世纪80年代政府鼓励老少边穷地区开发煤矿,所以像柳林这种穷困地区多了很多地方煤矿.这种煤矿不同于国有大型煤矿,没有自己的销售渠道,生产的很多煤找人也卖不出去,加上没有运输能力,虽然也属于资源,可是这种资源一直在90年代都显得很“笨拙”,正赶上整个煤炭行业的“冬天”,地方煤矿特别难熬.
在这种压力下,地方煤矿上比不得大煤矿,而下与煤老板的小煤矿相比,甚至也很糟糕.小煤矿养活人少,会营销,还能活下去.而地方煤矿需要执行国家各种政策,包括安全投入,成本本身就大,二者成本相差悬殊.当时兴无煤矿就是后者的情况,所以,地方政府动起将其出售的念头,并不奇怪.“还是制度出了毛病.”
现在很多人质疑兴无煤矿是“白菜价”,实际上,这种说法有值得推敲的地方.当时整体煤价低迷,兴无煤矿8000万元出售的价格并不算低.值得质疑的地方是,虽然属于地方煤矿,可是毕竟是国有企业,可以出售给私人吗?
安景文解释：就是因为地方煤矿的特殊属性,不属于国有大型煤矿,所以在各种管理上比较疏松,可以利用承包等名义出售,钻了很多政策的空子.不过,兴无煤矿的出售,不是承包,而是股权转移,更属于当时的灰色地带,考察兴无煤矿的转让史,不仅能看出邢利斌的发家奇迹,也能看出一个煤矿的改革是如何渐变成政府政策的――兴无煤矿是山西第一个股权转让的国有煤矿.
当时的山西柳林县县委书记李润林后来调往广东省,他的政绩一向不错,平息过当地的群体性事件,不过最大功绩是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直接起点就是兴无煤矿的改革.多年以后,他和广东媒体还回忆起当时兴无煤矿出售的情景：当时他还想把兴无煤矿转卖给国有企业,找到了中煤集团,据说当时要价为6000万元,可是中煤集团派驻会计组进行调查,三天查验下来,决定只出5000万元的价格,交易未成；而兴无煤矿当时的领导也被县政府号召承包,出资额度是内部价格,只要2000万元,可是厂领导也拒绝了,主要还是债务太高.最后李润林提出了改变路径,直接面对社会转让股权.6月8日,县内外有6家企业参与竞标,邢利斌出价8000万元,拿到了兴无煤矿――这个转让之所以被争议,就在于当时国有煤矿基本上是以承包面目出现,一年上交多少钱,而直接转让股权的绝无仅有.
在清明节的会议现场,柳林县的一些领导也在座,他们回忆当时的情景充满了风险：当时柳林县为了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专门找了山西省委宣传部,想把这一转让做成报道发在山西各大媒体,结果被拒绝.一片“卖煤矿”的批判声起,更大压力来自山西省委在2003年发文,声称“国有煤炭企业不允许进行股权转让和托管”.
但是在柳林,乃至整个吕梁地区,凭借着自己多年来的关系经营,更凭借他的一系列承诺：“税不少交,工资不少发,尽快把洗煤厂建成.”不仅让李润林坚定支持他,还获得了当时吕梁市委书记郭海亮等人的支持,他们明确下来的说法是：把企业还给社会,政府退出竞争性经济领域.
邢利斌确实做到了4个月就把洗煤厂的项目完成,并且还提高了矿工工资.不过当时他的资产不丰厚,具体有多少,却很难有准确判断.他所出资的8000万元里面据说只有1000万元是他自己的,剩下的属于拆借行为.这些拆借名义上不属于高利贷,可是利息往往比高利贷还高,因为直接拿到的是股权,邢利斌花了几年时间才把这些旧债清理干净.这也是邢利斌被众人视为胆大的原因.好就好在,2003年,煤炭价格扶摇直上,他赶上了好时机.
安景文觉得,邢利斌的股权转让基本上还奉行了市场规则,很难在里面找出漏洞.当然,前提是他发现了煤炭资源的重要性,而他的大胆起了决定性作用.“再然后就是运气了.”
当时柳林县的县委书记李润林请来了省社科院李留澜院长,他比较认可柳林的做法,直接写了调查报告,最后报告辗转送到了省长张宝顺的手中.这是2003年的事情,当时山西小煤矿在各地开花,与此同时,矿难频发,如果减少煤矿数量,把小煤矿和大煤矿进行股权整合,是不是可以改变矿难的窘境呢?
事实上,邢利斌的大量投入,确实造成了兴无煤矿的矿难减少.这种做法在省长的推动下,山西临汾首先进行了改革.2004年里的6个月不到的时间,300家煤矿被整合成了200多家,在整合的同时,煤炭企业要交纳矿业权价款,山西省政府一次性收到了17亿元的款项,这笔款项,后来又被称为“资源使用费”.
争论了几年的转让问题终于在2005年6月以《关于推进煤炭企业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的意见（试行）》出台,矿权改革以皆大欢喜的面目进行：政府收到了大量补偿款,而煤老板则获得了矿权,名正言顺.张宝顺后来升任省委书记,他和李留澜提到,矿权转让和柳林调查有很大关系.后来视察柳林的时候,他对李润林说：山西的矿权改革,柳林改得最早.
2004年,柳林的矿权改革基本结束,86家煤炭企业基本改革完毕.与此同时,矿主们为了增加收入,基本上都进行了技术改造.在最早的时候,柳林的煤矿都养骡子来拖煤,可是在煤炭业飙升时代,这些都成了陈迹,整个县城的技术改造资金达到了43亿元左右,其中邢利斌又是带头者.
煤炭价格自2003年之后的暴涨成为技改的动力和支持,两者相互补充.邢利斌的运气好到出奇,通过进一步技改,资源回采率加大,兴无煤矿成为山西省四大煤矿之一,他的身价也每天都在上涨.这种暴涨,使他在2007年付出3亿元左右的煤炭资源使用费的时候一点也不紧张.
邢利斌起家记：技改背后的煤矿大亨
邢利斌1990年毕业于山西大学法律系.第一代山西煤炭富豪中,少有这样的高学历,多的是没怎么读过书的农民,有的从拉驴车开始,在小矿上装煤拉出去卖,一车卖几块钱而已,胆子大的借了钱,承包了村集体的煤矿,几经周折发了大财.联盛集团一位高管是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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