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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相关论文范文参考文献,与牛寨大队的1960相关毕业设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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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里的人来说,“偷吃是肯定的”.马春采当时是牛寨大队马营小队的食堂司务长,小名儿叫侠,人又长得黑,村里人私下给他起了个外号“黑侠”.因为常常中饱私囊,村里人给他编排了童谣：“猪殃殃,爬园子,正月十五炸丸子.大人仨,小孩俩,不如黑侠一大把.”有一次,几个孩子唱着童谣正好让他听到,被他抓着打了一顿.五十多年后,他依然不愿承认童谣里讲的丑事,但在记者追问下也说“私心谁都有”.他觉得自己当年也拿米糊救活过别人的命,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村里人只记得他的坏,不记得他的好.
村里的干部常常给食堂的人开会,不准他们多吃,但干部自己也会在食堂私自开灶.
一天夜里,徐年庄小队的炊事员王秀琴,不小心撞见几个村干部偷偷蹲在食堂啃红薯,她被叫去与他们一起分享.从那以后,经常有人因偷吃被轰回家,她偷吃却再也没有被处分过.
采访过程中,牛在当地档案馆发现了一份行流公社写于1960年3月24日的《检查牛寨大队工作情况汇报》,上面写道：“从这个队里拖（脱）产干部来说,坐不‘下去’,同时还偷吃偷喝,如周大队长（周培云,时任牛寨大队大队长）在晚黑不断回去做私饭吃等又如大队张书记（张效林,时任牛寨大队党总支书记）,其他的干部都下去了,他和潘书记（潘桂师,时任腰庄支部书记）还有一会计吃白面莫（馍,馒头）和牛肉,并且还弄的酒喝.”
大队的粮食会计闫学俭则记得,大队书记张效林用公家的东西养猪.其实,作为粮食会计的闫学俭,自己也掌握着批粮大权.他不愿说当年是否动过私心.
“哎,说这些对毛主席可不是很有利”
牛从小受的教育,那三年饿死人是因为“自然灾害”,但随着与一个个老人对话,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吴元仲是当时大队的文统会计,他记得当年亩产不到100斤的麦田,最终被吹到了亩产2000斤.他常常为大队书记张效林准备材料,“你要是写少了,他当时就熊（骂）你!谁不怕?所以就闭着眼睛吹.”
为了完成交粮任务,地里的粮食被十万火急地运走.一车一车的红薯片由于没晾干就交了上去,最终发霉烂在了粮站,老百姓却没得吃.在那场饥荒中,吴元仲饿得右腿浮肿,但他觉得,这也不怪张效林,都是“环境逼的”.
一旦将人性中所有的“恶”都归咎于一个时代,也就无所谓忏悔、无所谓救赎.当年的村干部没有一个人会承认惨剧与自己有关.牛问他们：“怎么能说没关系呢?”得到的回答往往是,“上面让我这样搞,我就这样搞.”
牛觉得,这些老人身上“最可怕的便是麻木”,“那个时代的人似乎没有谁去考虑是谁造成了这样的问题”.
牛想起自己曾在那本自传体小说里,引用过卡夫卡的那句“你是作业,举目不见学生”,他在后面还接了一句：“但所幸,我看到了那些在我身上信手涂鸦的学生.”这句话放在这本《大饥荒口述实录》上,同样贴切.
不过,并非所有“作业”都“举目不见学生”.镇上的老人刘邵起回忆,大饥荒那年,他正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战友”们被指派到火车站,给各地来的逃荒人送干粮.那些人已经饿得没有人样,其中一个就来自阜阳.他说完这些,似乎有些内疚,非常认真地小声叮嘱,“哎,说这些对毛主席可不是很有利.”
另一些老人则对那个时代充满了恐惧.牛记得,在他访问的过程中,有个老太太说到反瞒产时自己藏豌豆,说到一半,突然一怔,不再讲了,然后问旁边的人,“我讲这些没事吧?会不会出问题?”
“我们成了替罪羊”
写书的过程中,牛觉得最难的一次,是采访当时的牛寨大队书记张效林.不知是心有愧疚,还是心有余悸,老人似乎已无法面对那段岁月.最后,牛找了一位与他亲近的朋友帮忙,才最终说通.
虽然大队很多百姓都把矛头指向这位大队书记,当时甚至有人专门写举报材料揭发他吃饭不给钱,牛却不忍心再追问这些.张效林的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现在的干部不也一样?”
他觉得,张效林其实也是个受害者,“完不成任务上面也熊（骂）他”,“挨饿的时候,其实他的腿也肿.”
张效林曾提起和公社队长周培云一起下乡,两人被石头绊倒后便爬不起来,趴在地上,一直睡到了天明.“那时候干部实在是不好当,上边经常来查,食堂没搞好,是你的事；生产没上去,也是你的事.”张效林说.
大饥荒发生后,张效林被拉到芜湖集训,下地拉犁、干活,像个犯人.直到后来“甄别平反”,他才被叫到另外一个公社,当了监察主任.
他也曾反思.“当时省里不承担责任,县里不承担责任,但上边搞的怎么能怪下边呢?”张效林对牛说,“谁敢提意见呢?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况且一两个人也坚持不了,结果我们成了替罪羊.到最后一起处理,说这是一批坏干部.”
牛曾试图寻找村里那些时代的烙印,比如当年的食堂、当年的浮肿医院,却一处都没有找到.他小时候,“大跃进”时被砍光的树已经重新种上,每到这个季节,乡间便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大饥荒仿佛只是无情地带走了930条性命,未留下任何痕迹.
书写完后,每次回到牛寨,牛都会听说书里的某个老人已经离开人世,当年差点死在外面的牛付中、食堂司务长“黑侠”马春采等更多老人,只有在年轻人浪费粮食时,才会语重心长地讲起那个挨饿的1960年.
当年的大队书记张效林,如今已经站不起来,每天瘫在椅子里,守在电视前看戏.听到“1960年”和“大饥荒”,老人像个孩子一样,拼命把记者的名片往门外扔,不肯承认自己就是书中的张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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