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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相关论文范文例文,与胡适盖棺定陈独秀相关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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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办法,一点一滴的去进行,而切不可进行政治革命.陈独秀确实是“越来越左倾”,这使他在北大同人中十分孤立,以至成为众矢之的.他们罗织罪名,讹传流言,就是要将陈独秀排挤出北大.1919年4月8日晚,蔡元培在各方压力下,提前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决定教务总长总理文理二科,文理科不设学长,陈独秀体面地离职.胡适不赞成这样做,他说,所谓陈独秀“私德太怀”,都是“小报所犯,道路所传”,他对蔡元培等“学界领袖”,将此无稽之谈“视为铁证”而惊诧不已.时隔16年,胡适在评论此事时,还不无遗憾地说：“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等不但决定了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
陈独秀离开北京来到上海,真正地如鱼得水,无羁无绊,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也正是在此时确立的.《新青年》的政治倾向亦坚如磐石,蔡和森这样说,“仲甫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以后,就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了,宣传社会主义了”.到了《劳动节纪念号》后,“才完全把美国思想赶跑”.这里说的“美国思想”,便是针对胡适宣传的杜威实验主义而言.
胡适以为如果陈独秀不离开北大,就会“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当然也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这是他的一家之言,姑妄听之.不过,有一点倒是实情,那就是胡适在《口述自传》所说：“在上海陈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因而——《新青年》杂志就逐渐变成个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我们在北大之内反而没有个杂志可以发表文章了.”
这使胡适很不满意,而陈独秀也不得不承认：“《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胡适十分清楚,尽管陈独秀表示“有意抹淡”《新青年》的政治色彩,但已无济于事了.在他看来,“北京同人抹淡之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
围绕《新青年》编辑方向的争论,陈独秀和他的一班自由主义倾向的朋友们渐行渐远,分裂已是难以避免的了.陈独秀,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共的主要创始人；胡适,中国最具典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各自秉持的世界观悖异,自然不可能再走到一起了.
1922年,胡适创办《努力周报》,提出“好人政府”和“联省自治”的主张,陈独秀则批评这些都是荒唐的主张.次年11月,应他们共同的朋友汪孟邹的邀请,各自为《科学与人生观》作序,两人又发生唯物论与心物二元论之争.陈独秀总想拉着这位老朋友一道前行,使之成为同一营垒的盟友.1932年,他曾向人说：“胡适这个人,实在难测,在《新青年》上有大胆犯言的勇气,也写过一些号角式的文章,也说马克思是一大思想家,有独到的见解.但考虑良久,又退回到杜威那里去了,如是者几次,都不能把他拉到革命人民这方面来.”
1925年冬,胡适住在亚东图书馆医治痔疮,陈独秀于夜间来探望这位老友,两人略略寒暄后,便又开始争论,一个讲马克思如何如何,一个讲杜威如何如何,一个讲苏俄如何如何,一个讲美国如何如何,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争急了,胡适便不失绅士风度地说道：“仲甫,我有事,你坐罢.”走下楼去,暂时挂出了免战牌.过不了几天,陈独秀又来亚东图书馆,一场新的争论便又开始了,然而,他们的争论是从无结果的.
“一个心直口快的好朋友”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最先在他编辑的《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时,无声无息,没有什么影响.后来,陈独秀一再索稿,他又抄了一个副本寄《新青年》.谁曾想一经《新青年》发表就风行上海,哄传全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陈独秀和《新青年》,胡适难以风云际会,青史留名.正是因为这样,胡适才十分珍惜这段友谊.他们之间无论分歧多大,他总是把陈独秀当做朋友,亲切地称他为“一个心直口快的好朋友”“我的朋友”“老朋友”.
陈独秀一生倾力于政治斗争,自然成为统治者迫害的对象.他一生多次被捕,而几乎每次被捕,胡适都积极参与营救.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京师警察厅逮捕.胡适知道后,便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影响,通过在京皖籍知名人士,四方奔走,致书京师警察厅,说陈独秀“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我们“与陈君咸系同乡,知之最稔”,恳请准予保释.
1922年8月,已是中共领袖的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胡适并没囿于政治岐见,依然为其早早释放而奔走.他致信外交总长顾维钧,详说陈独秀一案的原由,并请转告法国公使,“一来为言论自由计,二来为中法两国国民间的感情计”,请尽快释放陈独秀.
1932年10月,陈独秀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胡适得知后,便与翁文灏、罗文干致电蒋介石,希望能“依据法律特赦”.10月30日,他还在北京大学国文系专题演讲《陈独秀与文学革命》.他说,陈独秀对于文学革命有三大贡献：“（1）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三大主义.（2）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与文学合成一个大运动.（3）由他一往无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陈独秀对胡适多年来的关心深为感激,说：“此次累及许多老朋友奔走焦虑,甚为歉然.”就是在这封信中,陈独秀劝告胡适勿要从政：“先生著述之才远优于从政,‘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近闻有一种流言,故为先生诵之,以报故人垂念之谊.”
有趣的是,胡适也为陈独秀不能专心研究学问而惋惜.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弟常与诸兄说及,羡慕陈仲子匍匐食残李时多暇可以著述（陈仲子即独秀——笔者注）；及其脱离苦厄,反不能安心著作,深以为不如前者苦中之乐也.”
次年11月初,胡适因事路过南京,行色匆匆,无暇探望陈独秀.他唯恐老友误解,便去函解释：“此次过京,匆匆不能来省视吾兄,十分失望.两个月后南下,当来奉看.”他们的晚辈朋友汪原放也去信解释.可是,陈独秀却不能原谅,以为胡适只顾“和一班达官贵人拜会吃酒”,而将朋友冷落了,在给汪原放的信中还带有怨气地说：“我和他仅仅友谊关系,其他一切不必谈,他现在既不以友谊态度待我,不过旧朋友当中又失了一个,如此而已.”
胡适倒不失君子风度,深知陈独秀倔犟、孤傲的性格,理解囹圄难耐的寂寞和孤独.他非但不抱怨陈独秀,反而在后来途经南京时尽量挤出时间前去探望询问,并给带去一些书.这样,两个老友又和好如初了.
转眼,陈独秀已坐了五年牢.几年来,胡适为此焦虑费心,还专门找了国民参议会议长汪精卫,请其从中转圜.1937年8月下旬的一天,胡适又来探视,并拿出汪精卫的便函,只见上面写道：“手书奉悉,已商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矣.”陈独秀看后感激地说：“适之,我每次吃官司,都给你添麻烦.”不久,这封信公开发表,不出一周,陈独秀便释放出狱.
1938年8月,陈独秀定居重庆江津.几乎与此同时,胡适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没有忘记老友的窘境,早在一年前,便想让陈独秀参加“国防参议会”,却遭到他的拒绝.后来,胡适又通过美国一家图书公司,请陈独秀去美国写自传,陈又婉言谢绝说：“我生活要求简单,也不愿去异国他乡,更厌烦见生人,所以,我还是不去美国好.”
当陈独秀以老病之身僻居江津时,既无家资财产,又要携家带口,生活十分艰难.老友汪孟邹牵挂于心,只得又给胡适去信说,陈独秀“胃病复发,血压高之老病亦发,甚至不能低头写字.他今年已六十高龄,使弟十分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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