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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法学方面有关论文范文集,与何家弘写小的法学家相关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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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荒那段岁月,他本以为自己会成为文学家.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当红霞洒满天空的时候》.结束知青生活回到北京,他却学了法律,成了一名法学家,因“证据法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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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过许多法学著作,主编了中国第一本《证据法学》,但仍然最喜欢把自己那几本犯罪推理小说挂在嘴边.他曾经经常出现在电视的法制节目上,但如今人们提起他,总会奇怪地加上一句——“‘吴法天’的老师.”
越洋视频里的何家弘温和、谦逊,回复邮件时习惯尊称对方“XX君”.他的学生、人大副教授刘品新说：在认识何家弘的二十多年里,几乎没见过他发火.
那时候,他正在日本讲学,他的学生吴法天（吴丹红）正因为朝阳公园门口的事件卷入舆论漩涡.那次采访后,何家弘把采访的内容写成一篇文章——《我的学生吴丹红》——在此之前,他只写过3个现实中的人,一个是“犯罪鉴识大师”李昌钰,一个是他的硕士生导师、人大教授徐立根,一个是他的博士生导师美国西北大学教授乔恩·华尔兹.
两个月后,他已经回到北京,站在人大法学院的讲台上.那是他给2012级的本科生上第一堂“证据调查学”课.这节介绍性质的课上,他拿出一张自己在澳大利亚的照片,让学生们分析镜头的朝向,接着又让学生们破译一段打乱顺序的文字.
那段文字正确的排列是“弘扬法学家精神的可人”,里面隐含着3个字“何”、“家”、“弘”——出正确答案的女生记得,2009年人民大学的开学典礼上,何家弘也曾这样向学生们解释自己的名字.
那一次,他代表全体教师讲话.在演讲最后,他念了一首自己的诗《我需要一个信仰》.
迷惘的时光
我需要一个信仰,以使我不再迷惘；/从天下大同到共产主义,/从极乐世界到幸福天堂；/一样的美庐广厦,一样的金碧辉煌；/满怀期盼望夕阳,却只见断壁残墙.
“那时候我很革命,很相信共产主义.”9月2日,英国企鹅出版社为何家弘举办了一场《血之罪》英文版新书发布会,他用娴熟的英文开场.在这场发布会之前,这本原名为《人生情渊：双血型人》的小说,已经先后被译成法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并被英国《卫报》列为“亚洲十大犯罪小说之一”.
小说里,何家弘讲述了一桩发生在东北的谋杀案.故事的一部分,来自他在黑龙江的那8年知青生涯——那也是一段曾让他迷惘的时光.
那时候,何家弘很“红”,红卫兵闹革命那年,他想要加入他们的队伍.但因为他爷爷曾是国民党的东北军军官,造反组织都不敢要他.这让年幼的他觉得自己受了爷爷的牵连.
16岁那年,他主动要求到黑龙江农场插队——他觉得这项事业“不仅是为中国,也为全人类”.那些十几岁的年轻人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但“为了信仰,必须忍耐”.
只是家庭的“污点”始终让他抬不起头.身边的知青成了营级、团级干部,他还是机务排的副排长.70年代,当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的梦想也终于破灭,原本朦胧的文学梦却逐渐明晰起来.那时他会写一些“抒发革命豪情”的诗歌,通过广播站的大喇叭播放.1971年元旦,在《黑河日报》发表了一首诗歌,使他在当地知青中“名声小噪”.
和很多知识分子一样,直到林彪事件,何家弘才开始对自己所坚信的“信仰”产生怀疑.何家弘记得,那时候“人心都散了”.当知青们像大逃亡一样返回城里,走不掉的人就等在北大荒“混日子”.
1975年,他给当时在上海的《学习与研究》编辑部投去一篇杂文——《饮酒与做梦》,描述当时青年人的颓废.那是他第一次收到正式的退稿函——“因本刊面向国外发行,所以你的文章不宜刊登”.言外之意,是怕影响不好.
那时的他也想回城,却一直无法如愿.他当了一段时间的子弟小学老师,教学生政治.“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政治,我还记得一开始给学生们讲课,学生问我,‘什么叫政治?’‘政治就是国家大事.’”于是,他就给孩子们念《人民日报》,编一些惊险故事.
走的知青越来越多,何家弘也开始沮丧.那两年时间,他一边办回城,一边写小说——在炕头上一写就写了二十多万字,受到不少冷嘲热讽.这本描述知青生活的《当红霞洒满天空的时候》也未能发表.
1977年他终于回了北京,分配到建筑公司当水暖工.那时候满脑子还在想着他的作家梦.他写了长篇,托人找了业余作家指点.对方只说他精神可嘉,建议他从短篇写起.他就再写,然后寄给文学刊物,结果除了偶尔收到退稿信,都杳无音讯.
一天天等着文章发表的何家弘,不经意间等来了他人生的转机——爱情鬼使神差地把他带进了法学殿堂.他认识了医务室一位女医生.对方父母提出,如果他能考上大学,就同意他们在一起.1979年,何家弘考进中国人民大学,女医生因此成了他的妻子.
那时候,“人大一分校”没有文学系,何家弘糊里糊涂地选择了法律系.对于那个刚刚开始重建公、检、法的年代,“法学是个全新的学科”.而正是那个时候,这个国家被“文革”砸烂的“法治”,开始被人们重新拾起.
法学家的文学梦
我需要一个信仰,以使我获得力量；/从文学春梦到人大学堂,/从伊甸园景到法治国纲；/一样的海誓山盟,一样的慷慨激昂；/激情燃烧终有尽,热血沸腾难久长.
“经历过‘文革’那个无法无天的时代,越学越觉得法学重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何家弘没有再写小说.他顺其自然地读到硕士留校任教,两次出国访学,又拿到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1993年,何家弘回到中国.刘品新记得,那时候中国只有“侦查学”,直到何家弘访学归来,才将其改为“证据调查学”,并主编了第一部《证据调查》和《证据法学》.
也在那时候,何家弘的文学梦回来了.他开始写犯罪小说,“睡觉时都在构思,像做梦一样”.
何家弘的美国教育经历以及有关证据和刑事司法程序的研究,让他区别于许多犯罪文学作家——他的创作灵感直接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案例.比如他的第一本小说《人生情渊：双血型人》,就是从当年曾经轰动一时的“石东玉杀人案”中获得灵感的.何家弘记得,1994年10月,黑龙江省伊春市公安局“石东玉杀人案”复查专案组的人员来到人民大学的物证技术鉴定中心,向他的老师徐立根教授咨询对陈旧血痕和人骨进行DNA鉴定的可能性.后来,北京市公安局的刑事技术鉴定部门并未使用DNA方法就解决了问题,结果表明被告人石东玉的“血衣”上根本没有被害人的血,当年法医的血型鉴定犯了非常简单的错误.石东玉被无罪释放,然而,他的未婚妻离他而去；姐姐在去看守所探望他的途中被火车撞死；妹妹离家出走,下落不明；父母四处上访,颠沛流离等
“我想去呈现错案的问题,呈现错案重审的困难,对律师、对犯罪者家属,都不是容易的.就是在现在的中国,还是有很多人在等待翻案,像河北的聂树彬等”
2004年,已是法学名家的何家弘和张卫平等学者在人民大学举办“证据学论坛”系列讲座.一年后,他们把论坛改为更加生动活泼的“三人谈”,10场下来,几乎场场爆满.刘品新觉得,最精彩的莫过于几位学者对于社会热点案件的探讨.
在那之后,何家弘带领一些青年学者,在人大成立了“刑事错案研究小组”.“我们做了实证研究,错案往往都是多方面造成,不是单一的.老百姓会觉得错案就是有猫腻,事实上这类案件有,但多数还是因为办案人员专业水平低,也不敬业.尤其是严打、要求限期破案等等.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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