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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天皇相关论文范文例文,与近代日本天皇制的历史考证相关论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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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的对抗.显然,这两个层面并不对等,若“公议之议”被天皇采纳,则天皇亲政仅是对民意的认可行为；若“公议之议”不被天皇采纳,那么它就仅止于第一种意义,仅供天皇参考而已.这时会有两种可能,第一,民众抛弃自身的“公议之议”,服从天皇决策；第二,民众坚持“公议之议”.那么这时候,“公议”与“天皇亲政”便发生冲突了.如何有效处理这个问题,就关乎着明治新政府乃至近代日本天皇制的稳定与否.
二、“天皇亲政”与“公议”的制度化
“天皇亲政”与“公议”并非一开始就能协调并使明治维新政府局面稳固,二者是在不断被怀疑的同时,被建构和认同的,在此过程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二者的制度化.
1869年7月,政府发布职员令,设太政官制,定左右大臣、大纳言及参议三职,为体现天皇亲政,故未设太政大臣.1871年官制改革,调整天皇与政府关系,设太政大臣作为最高辅弼者,统辖左右大臣、参议,这一体制持续至1885年.也就是说,天皇亲政虽为明治政府原则,“但是实际制定出的官制,议事与天皇相分离,天皇的裁可行为,这一阶段更多的是议事后的认证行为”[7],天皇亲政在起初没有得到理想的实现.这除了是因为明治天皇年纪尚轻,还因为纯粹的亲政已不适合政治的发展,明治政府也处在摸索之中.
另一方面,为收“公议”之效,1868年12月,天皇命令开设公议所：“保全万民,确定永世不朽之皇基,当然应出自万机公论,今年夏天行政议政之制度相继形成,从各府藩县征贡士之法成立,是为政体之义等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之意,今将旧姬路邸作为公议所,来春开议等去除私见,公明正大之国典之处,竭尽熟议,以贯彻誓文之意”[8].1869年2月,又发布诏书：“今依公议所法则速速开局,以礼法为贵,以协和为旨,以期心存公平精确讨议,基于皇祖遗典,适宜人情时势,分先后缓急,议论顺次,朕闻之亲裁”[9],表示要广尽公议.但是公议所效果亦不如预期,“或基于好奇心,抑或虚荣心所致等多为理想空论”[10].之后,公议所改为集议院,1871年8月,集议院又附属到左院,至1873年6月,其所掌事务由左院承担,至此,公议所完全被废止.
可见,在维新之初,内治外交纷杂,多种路线交错,天皇亲政与公议的运作皆不理想,更遑论二者的协调.未形成有效的制度规约,这种“名不副实”的情况使政局更加不稳.以1873年“明六政变”为契机,“天皇亲政”与“公议”的局促感突显,兵政两权皆有动摇,明治新政府的政治基础受到质疑.
1874年1月,在“明六政变”中下野的板垣退助等人,联名提出《民选议院设立建白书》,称：“察今日政权之所归,上不在帝室,下不在人民,而独归有司.所谓有司,对上不能说其不尊帝室,但帝室渐失尊荣；对下不能说其不保人民,但政令百端朝出夕改,政刑基于感情、赏罚出于爱憎,民众言路壅蔽困苦无告”[11],而振救之道就在于“张天下公议”.《建白书》在参照西方议会制的基础上,建议设立民选议院,这就提起了使“公议”制度化的问题.而在1878年5月大久保被暗杀后,元田永孚同样提出“今日日本之政治,上不在于圣上,下不出于公论,只是两三个大臣专事而已”,但他的结论是：“从大义名分而言,万机亲政的实行很要紧.今日之势,恐怕不能长久”[12],期待能强化“天皇亲政”以稳定政治.由此看来,“明六政变”后体现出的“天皇亲政”与“公议”的不完备,急需进一步调整,只有二者协调并制度化,明治政府的政治基础才能稳固.大久保之后,伊藤博文与大隈重信联袂主导政府,而经明治十四年政变,大隈下野,伊藤独舞,制度化的节奏有所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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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太政官制改为内阁制,三条太政大臣力陈旧弊,今“废太政官诸职,设内阁为宰臣会议,御前奏事之所,简捷处理万机之政,诸臣入则参画大政,出则就职各部,皆为陛下手足目耳”[13]82-83,意欲实现天皇亲政.然而,此时的《内阁职权》中第五条规定,“凡法律命令,内阁总理大臣副署,各省主管事务,总理大臣及主管大臣连同副署”,首相权限很大,有“大宰相”倾向,天皇亲政的色彩被削弱了.及至1889年宪法发布后,内大臣三条实美时任代理首相,上奏修改内阁制度.新定《内阁官制》缩小了首相权限,呼应了《明治宪法》中“各大臣分别辅弼”的“小宰相”倾向,以行天皇亲政之名.
而对于代表“公议”机关的议会,明治宪法规定了它在立法和预算审议上的权限.但紧接着藩阀政府提出“超然主义”,明确政府行政不受议会内党派之影响.之后三条代理首相上奏修改内阁制度时,亦强调：“内阁要保持一致,则保守内阁机密最为要紧.立宪国之政体,以公明为旨,尽管议会以公开为例,但内阁会议专以秘密为主,阁员意见不可外泄而成为舆论褒贬之发端”[13]112-114.这样的内阁“秘密主义”,使代表“天皇亲政”的内阁与代表“公议”的议会相分离.而内阁和议会在宪法上都没有绝对超越对方的权限,一旦发生分歧并协调无果时,只有借助天皇权威,然而,若天皇权威经常性地被用来协调政治,就有被卷入政治斗争的危险,其自身也会受到削弱.在初期议会中,藩阀政府与民党几经对抗与妥协,终以甲午战后的政经调整为契机,政界开始摸索“官民调和”,元老伊藤博文亦亲组政友会,以期内阁与议会保持一致.至大正民主期,政党上台组阁,暂时实现了“亲政机关”与“公议机关”的一致.
可见,在“天皇亲政”与“公议”协调并制度化的过程中,二者并非均衡平稳发展,有时会呈现出激烈对抗的一幕（自由民权运动阶段）.然而,如前所述,“天皇亲政”与“公议”从一开始就非简单直接的对立,而是一绳两股、互相支撑,正是二者的协调,才使近代日本天皇制的形成和维持有了可能.三、近代日本天皇制的内在逻辑
如前所述,“天皇亲政”和“公议”作为明治政府统治的政治基础被构建,并协调以至制度化,逐渐形成了近代日本天皇制.那么,如何认可、并有效解释近代天皇制?其内在逻辑为何?就此,我们以福泽谕吉对近代天皇制的认识为例来说明①.
福泽认为,“政统”是指被人民所承认的政治正统,“无论任何政府,如果问它取得政权的原因,一定回答说,我所以取得政权,是因为我掌握了真理.及其统治日久,随着时间推移,任何政府没有不是逐渐放弃武力,依靠真理的”,“所以人们看到政府的措施合理,便欣然喜悦,时间越久,就越认为是这是正统,忘古而慕今,以致对于当代的一切事物便不感觉有什么不合理之处了,这就是所谓政统的由来”[14]20-21,政统是被创造出来的,是一个“真理”被赋予的过程.并且福泽认为,日本国体从未改变,但政统却经常变革,现在王政复古、天皇亲政,属于政统的改变.而且,“（目前）王室和人民之间依然没有密切的感情.君民的关系仅仅是政治上的关系”[14]172.“仅有政治上的关系”对于树立政统是不充分的,还应表明天皇在国家经营上的作用,需树立“君民交情”,以使人们对于天皇“不感觉有什么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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