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皇相关论文范文例文,与近代日本天皇制的历史考证相关论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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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幕末变局下,“天皇亲政”与“公议”成为了近代日本天皇制构建和形成的两个原则,在明治新政府中逐渐协调并趋向制度化.二者并非简单直接的对立,而是互相支持,二者亦非均衡平稳发展,有时也会出现激烈的对抗.以福泽谕吉为例,能了解到民众参政的理由、以及天皇在这种构建中所处的位置.“公议”原则体现了政治参与扩大的近代化趋向,于此同时,天皇亲政的传统得到继承,国家意志须经天皇权威的确认,“公议”转化为了“天皇亲政下的公议”,其中内含了消极因素,最后军部法西斯主导下的对外侵略体制亦与此有密切关联.

关 键 词：近代天皇制；天皇亲政；公议；政治参与

中图分类号：K3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3）02-0028-06

对于近代日本天皇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已有不少研究成果①.一般认为,近代天皇制是日本天皇传统与西方近代思想相杂糅的巧妙嫁接,有封建专制与立宪民主的双重性.例如,王金林先生指出：近代天皇制“其实质,则是以立宪为外表,神政和家长式为内核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规定了近代天皇制的封建、‘民主’双重性.两者相比,‘民主’是虚弱的,而封建则是殷实的”[1].再有武心波先生认为：“日本表面上披上了一层西方近代政治的华丽外衣,实际上却在其华丽外表的掩盖下进行着氏族政治的偷梁换柱活动.日本政治的近代化从一开始就已内含了一种本土传统政治与西方近代政治之间的一种对抗和张力,两者时时处在相互制衡的紧张对立状态之中”[2].但在既有研究成果中,对于封建传统是如何与近代思想相杂糅、天皇本身是否就是绝对权威等问题,往往语焉不详.

一个事物的意义不仅在其自身,还在其语境,一个政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亦有其语境.但这种语境它不是自足的,而是一个不断建构、证明的过程,它与社会传统、现实条件和价值判断相关联.政治制度总是在瞻望目标、以某种能被认可的价值来提高自身说服力的同时,又会返回传统寻求支持.这就使传统既保持了同一性,又被赋予了新价值,渐变成一种“混合物”.本文即以这样一种视角,来考察近代日本天皇制通过汲取传统与融合新价值而形成了怎样一种新的体制,以期为充分认识近代日本对外侵略体制的本质提供一个参考.

一、统治逻辑的转换：从“大政委任”到“天皇亲政”与“公议”

1600年关原之战后,家康以实力取天下,其统治逻辑可归于“天道革命”.而后江户学兴起,倡“尊王敬幕”,强调天皇绝对神圣的同时,以臣子之义证明幕府存在的理由.然而,它如何解释“天皇拥有神圣权威,却不实际执政呢”?对此,《正名论》给出理由：“执臣礼以事皇室,未有敢自称为王者,名分所存之故.名分所存,天下仰之,虽强霸之主东起西灭,而天皇之尊自若耳”,“如今幕府治理天下国家.上拥戴天子,下安抚诸侯,成霸主也.其治理天下国家,意即摄天子之政.天子垂拱而不听政久矣.久则难变.且幕府摄天子之政,时势耳”[3].所谓“久则难变”显然很牵强,而“时势耳”,则道出了德川幕府以实力“革命”的本来面目.《正名论》的逻辑就是：天下纷扰而天皇“自若”,其权威不受俗世影响,自然也没有干涉俗世的理由.治天下者通过奉臣子之义获其正当性,同时,天皇权威也因“臣子之义”得以与俗世相通.显然,德川幕府在这种“君臣之义”中处于主动地位.

但问题是：第一,天皇拥有权威却要被动地接受臣子之义,其主观持续性是很消极的.当天皇权威意识上升时,“久则难变”的说法就会受到冲击；第二,所谓时势,跟幕府统治业绩相关连,当天下不再太平时,幕府“失势”,也就不能尽其臣子之义,自然就失去了执政的理由.事实上,在德川中后期,上述两方面情况都有所显现.例如,光格天皇时期,以“天皇号”的复兴为标志,朝廷的权威意识上升①.加之国学的绝对尊皇,幕府的统治逻辑实际上从“尊王敬幕”渐变成了“大政委任”——天皇把政权委任给幕府统治.天皇变成了有积极意味的委任主体,而幕府成了被动的客体.至幕末乱局,时势骤变,幕政的乏善可陈使朝廷与幕府的这种委任关系空前紧张.

1853年,美国佩里将军叩关缔约,幕府上奏朝廷,并向诸藩咨询意见.这就给了雄藩要求参与幕政的理由,松平庆永指出：“公私之分的旧套定格难以应对,天下皆咎幕府之私,议论纷发,人心乖离等应悔非改过,去私见而随公道,与天下共执大同之政”[4].以外国压力为契机,幕府专制难以为继,“公议”成为应对变局的共识.

同时,京都朝廷的权威也明显上扬.1862年5月,萨摩藩主之父岛津久光率兵进京,以图恢复皇政,最终实现了幕府将军家茂上京参见天皇.而且,朝廷也频发敕令,敦促幕府注重公议,干涉幕政的意欲和可能性大大增强.

也就是说,由于德川幕府对变局的应对无力,使得雄藩强烈要求开放政治,而且京都朝廷也频发敕令,干预幕政.原来幕府主政的一元转变为朝幕互动的二元,并且,政治天平已明显偏向于京都朝廷.

1867年10月,庆喜接受“大政奉还建白书”,决定奉还政权,在14日的上书中称：“改从来之陋习,奉还政权于朝廷,尽天下至广之公议,以仰圣断”[5],提出了在公议基础上由天皇亲政之论.此时,各方就具体的政府形式虽有不同,但公议和天皇亲政则是朝幕共识.

之后,旧幕府、公武合体派、倒幕派等等,各势力暗流涌动.12月9日,萨土两藩与倒幕派公家联合,发动王政复古政变.在小御所会议上,确定庆喜辞官纳地,并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1868年1月,戊辰战争开始,3月14日,新政府在京都御所发布五条御誓文.“（五条誓文）是新方针,在当时或许也不能说它有太强的法律及政治意义.称之为‘新方针’的,应该是基于后世历史学家的评价”[6],五条誓文主要是对幕末以来的“公议”与“亲政”原则的确认.发布五条御誓文,其形式的意义似乎要大于其内容,它更多的是作为刻画天皇亲政的政治仪式.

也就是说,在反对“幕政之私”的基础上,尽“天下公议”的原则成为共识,这为天皇政治传统注入了新的价值,使其有了顺时变迁的可能性,而天皇权威则使“天下之公议”有了更加“神圣”、“可信”的说服力.戊辰战争开始后,明治新政府通过发布“五条誓文”等一系列改革活动,使政治天平逐渐偏向己方.但问题是,所谓“公议”,就意味着政治参与的扩大,随着扩大方式的变化和程度的提高,它必定会与天皇亲政发生矛盾.那么,要弥缝落差、使二者统一在明治新政府,就必须要使“公议”含有两个层面的意思：（1）算数上的多数,也就是单纯的扩大政治参与.（2）“多数之议”须经天皇亲政后而方具有权威性、正确性.这样的话,不管将来“公议”下的政治参与如何扩大,都不会与“天皇亲政”产生绝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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