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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类论文范文集,与“三玄”的内涵次第审视《庄子》在玄学中的价值相关论文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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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老子》,但当他看到王弼的《老子注》后,“遂不复注”.这说明,何晏与王弼的观点一致,即“老不及圣”,老子的地位是低于孔子的.就对庄子而言,嵇康、阮籍都好《庄》.向秀对《庄子》“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搌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于一时也”⑤.西晋惠帝朝,郭象对《庄》作注,他认为,庄子是“知本”的,知本也就是知“道”.但是,若将知“道”的庄子与体“道”的圣人（孔子）对比的话,庄子只知以“无”为心,还未达到使心无为之.孔子则心“寂然不动”、“随感而应”,入世而不为世俗所累,与物相伴而不遗世独立.所以,庄子还算不得大圣人,而只能成为百家之首.可见,《庄子》在玄学中的地位问题,仍然屈于儒圣孔子之下.儒圣孔子的地位高于庄子可以说是当时思想界的公论.《易》、《老》、《庄》的排列次序是魏晋时代儒家思想的理论焦点.《易》为六经之首,同样也居于三玄首位,而道家思想则排在末位.魏晋士人倾向于以《老》、《庄》来诠释《易》,这就使得《易》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关注能够在一个终极的情境中发生,这种终极情境在《老子》中是“靡常之道境”,在《庄子》中是“独化于玄冥之境”,这就使得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关注不再是具体人事,而是超越了“具体存在者”直指“存在意义”.无论是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贵无论玄学,还是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自然论玄学,以及以郭象为代表的独化论玄学,虽然其理论的具体形态有所不同,但都强调顺应自然之道,依据“为道日损”的工夫,提炼无执无著的玄远境界,体现崇尚自然的基本精神,体现对个体价值的追求,体现了由“重社会”向“重个人”转变的倾向.
以《易》为首,同时也避免了《老》、《庄》滑入蹈虚的缺点.另外,我们还可以将《易》、《老》、《庄》的排列次序看做一个循环,以《易》为一端,以《老》、《庄》为另一端（在这里应强调一点,两端只是两个向度,而没有量的考量）,魏晋士人对他们的诠释使得两端往复循环形成一个更大的视域—一种源于日常生活现实却高于生活现实的本体论情境.魏晋士人就是在“有”与“无”的对话中,在“名教与自然的冲突”中,在残酷的政治现实与人格独立的决绝等情境中进行着玄远之思,追求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内在的精神自由.在此思想循环过程中,圣人之道、个人的精神自由与独立便不断地生成并持续彰显出来.
《庄子》在玄学中的影响及《庄子注》
从正始玄学到竹林玄学,不仅是玄学主体从“无”本论到“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转向,也是魏晋士人把目光和注意力从《老子》转向《庄子》的演变过程.
正始后期,当何晏、王弼以《老子》为旗帜的玄学在实践中陷入危机时,以重新解释《庄子》为特征的未来玄学思潮两大流派的领袖聚会于山阳竹林,昭示着中国文化、思想正处在玄学思潮思想逻辑关注点由老学转向庄学,玄学家们关心的主题亦由国家的“无为”政治向个体生命的“自由”转变之中.其时,竹林名士以“庄子”的学生自居,“庄子”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已超过了“老子”.嵇康运用《庄子》的某些语言典故或思想,对音乐、养生、才性等问题辨名析理,将道家人性自然与儒家伦理相结合,新见迭生,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理论水平.阮籍的《达庄论》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解《庄子》专论,超越了汉魏思想以“贵生”、“隐逸”理解《庄子》的传统,将“齐物”视为《庄子》的理论主旨,以“元气”论解释“齐物”思想的合理性,消弭儒家“名教”、“入世”与《庄子》“自然”、“出世”之间的差异,从庄学角度丰富了正始玄学的“儒道同”理论.而向秀的《庄子注》则把玄学家对《庄子》的重视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向秀的《庄子注》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是魏晋玄学第一部系统注释《庄子》的著作.它在西晋前期玄学流派重新融合“名教与自然”思想基础上,将正始、竹林玄学理论家的长期思考的成果融入其中,超越了阮籍以无差别的元气“齐物”的方法,建立了以“性分”说为基础的“冥物”（齐物）方法,开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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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秀的《庄子注》虽然一度推动了西晋前期玄学的发展,然而向秀的学术生涯并不长久.向秀《庄子注》表达了正始、竹林名士在第一次玄学思潮退潮时消极妥协的心态,不合即将到来的第二次玄学高潮的社会承担者—中朝名士的理论胃口.因为,中朝名士是西晋时期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贵族子弟,追求自由放任的生活,对传统的礼教,形成了更大的冲击力量,其主流派的理论形态是宣扬虚无主义的新“贵无论”,被称为“元康放达派”.以妥协为特色的向秀《庄子注》,显然不合元康玄学的理论需求.
同样,由于时代的局限,向秀《庄子注》无法摆脱传统宇宙生成论的影响,依然拖着宇宙生成论的尾巴.既然现象世界的内部存在着来自宇宙的决定力量,那么事物必然存在着“本体”与“现象”（末用）的对立,两者无法真正为一.这种不成熟的思维方法不能最终消解本体“无”、“自然”与末用“有”、“名教”之间的差异,无法彻底解决魏晋玄学的历史与逻辑的课题.理论上的缺陷,使其无法成为元康玄学“崇有论”的理论武器.因而在“八王之乱”之际,郭象在大量采用向秀注文的基础上,完成了一部更高水平的《庄子注》,覆盖了向秀的《庄子注》.
郭象在注《庄子》时,对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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