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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体系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构建了中国县市经济社会公平度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涵盖底线公平、机会公平和分配公平三个维度.

测评范围

江苏省36个县市（有15个县市因某些方面数据的缺失没有给予测评）.

数据来源

江苏统计年鉴、江苏教育年鉴、江苏省地级市统计年鉴等.

测评结果

经济社会公平度排名前5位的县市：

宝应县、泗阳县、姜堰市、丹阳市、溧阳市

底线公平度排名前5位的县市：

丹阳市、宜兴市、溧阳市、常熟市、宝应县

机会公平度排名前5位的县市：

姜堰市、太仓市、响水县、泗阳县、昆山市

分配公平度排名前5位的县市：

泗洪县、宝应县、泗阳县、睢宁县、沭阳县

核心提示

很多县市经济社会公平度的排名,与自身人均GDP排名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

各县市在基本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建立得相对完善,在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对于参与测评的多数县市,继续加快完善落实九年义务教育制度,能够促进各县市自身经济社会公平度更为有效的提升.

从地理位置来看,经济社会公平度排名前10位的县市,多分布在江苏省的中部和南部.

从经济公平协调发展来看,经济社会公平度排名前10位的县市,除了昆山市,其余9个县市人均GDP排名均位列前10名之外.

“公平”是以“善治”为核心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会《决定》中20次提到“公平”一词,充分说明公平在现代治理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新年贺词中更是明确指出,“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

我国有超过2000个县市,县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以上,县域治理既是国家治理的重点,也是国家治理的难点,实现县域经济社会的公平发展,无疑是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公平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本保障.因此,测度中国县市经济社会公平度现状,发现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对于改善中国县域地区经济社会公平程度,以及推进整个国家经济社会更加公平地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构建了县市经济社会公平度测评的理论模型,并根据统计年鉴等公开数据,对江苏省36个县市的经济社会公平度进行了测评、排名和进一步分析,数据采集整理、测评分析等相关工作由民智市场调查有限责任公司实施.

一、测评体系的构建原则、依据与指标的选取

为客观分析和比较县域经济社会的公平程度,应选取兼具代表性和可得性的数据指标,并通过定量分析,准确、科学地测量县市经济社会公平所涉及的各个指标.为实现这一目的,我们需要吸收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和相关理论,更需要充分考虑当前我国县市经济社会的实际发展情况.

在构建经济社会公平度的测评体系过程中,我们主要遵循了全面性、敏感性、可比性、可操作性和动态性五个基本原则,以用尽可能少的指标来客观评价公平程度为最终导向,以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状况为根本前提,最终选取了阿玛蒂亚森的正义观和马克思的公平分配理论为依据,搭建了功能公平、可行能力公平以及结果公平三个维度,确定了底线公平、机会公平和分配公平三个一级指标（见图2）：

1.底线公平指标

早期与公平有关的评价指标体系中,多以最低生活水平以下人口的低保参保率来衡量底线公平.对于这一点,我们有不同的看法,其具体原因如下：第一,福利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有关的实证研究均表明,过分追求最低生活水平以下人口的应保尽保率,会削弱这部分人口中很多人的劳动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滋生等、靠、要等消极思想；第二,类似“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道理,长期来看,与其给予最低生活水平以下人口基本的生活保障,倒不如加快完善相关的就业政策、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这些人能够通过自身的劳动和努力来摆脱贫困.由此,我们没有选择最低生活水平以下人口应保尽保率,转而将贫困率确定为衡量底线公平的一项核心指标.在此基础上,结合数据的可得性,最终选取以一个县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人口占该县总人口的比重来近似衡量这一指标.

此外,自1978年我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就长期存在.在这种二元格局下,我国城乡之间公共基础设施、人均收入水平、市场化进程等方面始终存在较大差距,并进一步导致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存在差距.另一方面,相关研究表明,生活水平是衡量人们衣食住用等基本生活底线实际情况的一项重要指标.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人们的日常生活水平,愈加能够通过生活消费的支出水平给予直观反映.由此,以保证指标间的可加性和可比性为准则,结合目前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人均消费支出普遍低于城市地区人均消费支出这一现实情况,我们选取了一个县的乡村、城市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比,来衡量该县城乡居民在生活水平方面的公平程度.

2.机会公平指标

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这推动了人们需求层次的相应提升,使人们更加关注个人的发展机会问题.与此同时,自2006年以来,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普及.而综合西方的人力资本理论以及我国县域地区经济社会的实际发展情况,我们推定,在县域地区,义务教育在培养和提升人力资本方面有着基础性的地位.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我们发现,对于这方面的推定,也被大量与人力资本有关的研究所证实.为此,我们选取了一个县九年义务教育的完成率来衡量该县人口在发展机会方面的公平程度.从规范和严格的意义上来讲,义务教育的完成率应被具体设定为：义务教育完成率等于初中毕业生数/九年前小学招生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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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配公平指标

要全面而系统地衡量县市经济社会公平程度,除了需要考虑底线公平和机会公平外,还需考虑收入分配上的公平.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及“效率和公平并重”两个阶段性的分配原则,我国的经济社会取得了飞速发展,但同时,城乡、地区、行业、职位间的收入差距也被逐渐拉大.从整个国家层面来看,用以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当前更是超过了“0.4”这一国际警戒线.因此进入本世纪后,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注重和实现公平,成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核心和重点.有鉴于此,我们选择了以初次分配公平度和再分配公平度两个指标,来衡量收入分配上的总体公平度.在此基础上,结合数据的可得性,进一步选择了一个县的城镇职工人均工资水平占人均GDP的百分比以及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一个县的公共财政支出的百分比,来反映该县经济社会初次分配公平度和再分配公平度.

此外,鉴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近年来长期存在,而这种二元结构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城乡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限制了城乡收入分配公平度的快速提升.因此在分配公平方面,县市城乡居民间的人均收入差距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同时,为保持数据指标的可比性和可加性,与城乡人均消费支出指标的设定逻辑相一致,关于一个县的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同样以乡村、城市人均收入比（%）来反映.可能有人会认为这里的人均收入与底线公平指标中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存在交叉和重叠,因为收入水平是影响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但需要注意的是,已有的大量实证研究均表明,对于现阶段的中国,特别是对于现阶段的中国县市地区,除了收入水平外,诸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市场化程度等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消费支出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