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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可信度类论文范文文献,与晋升预期、政治责任感与地方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相关论文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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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15个副省级城市2001-2009年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为样本,分析中国地方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晋升预期、城市特征、官员个人特质等多重因素均与政策承诺可信度存在密切关联.其中,晋升预期是影响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的重要因素,但研究也同时发现,官员高质量的政策承诺并不仅仅来自于晋升激励,也显著地受到成就感、政治责任感等内在因素的驱动.
[关 键 词]可置信承诺；晋升预期；政治责任感；政府年度工作报告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863（2013）05-0096-08
一、引言
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对于国家治理意义重大.在基德蓝德（FinnE.Kydland）和普雷斯科特（EdwardC.Prescott）看来,给定参与人的理性预期假定,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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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国地方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的现状如何?影响因素何在?这些都是极具理论与实践价值的问题,而相关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基于此,本文选择中国地方官员集中进行事前政策承诺与事后业绩披露的政府年度工作报告（theGovernmentAnnualReport,简称GAR）为研究载体,探析中国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的现状与趋势,并进而研究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的影响因素.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已有的国内外文献中,直接针对GAR政策承诺可信度影响因素研究的相关文献数量偏少,因此也尚未形成理论对话.在GAR政策承诺可信度的影响因素研究方面,比较具有借鉴意义的是制度经济学的可信承诺理论和针对上市公司年报信息披露的动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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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GAR政策承诺与信息披露的动机研究
荷利（Healy）和佩尔普（Palepu）[5]总结了已有研究成果对上市公司管理者信息披露动机的研究,虽然政务官员与公司管理者在并不完全相同的背景中进行着政策承诺或信息披露活动,但其动机研究也有诸多共同之处.首先,资本市场交易假说在地方政府官员的层面也具有解释力.在GDP至上的理念驱使下,招商引资已经成为我国地方政府官员的重要使命,信息不对称引发的交易成本问题也是存在的.因此,为了获取更多投资,地方政府官员有动力去主动披露有关信息,特别是政策承诺信息,以争取外来投资者的信任和资金投入.其次,地方官员也会面临披露政策承诺信息的两难困境.既希望政策承诺信息展示其雄心壮志,以获得各方的信任和支持,但也担心承诺落空带来的声誉损失与政治风险.因此,诉讼成本双重效用假说和选择性披露假说也是部分成立的.最后,自愿披露信息的管理者才能验证假说和公司控制权保卫假说在地方官员的行动逻辑中也具有合理性.地方政府官员也希望通过事前承诺和事后业绩信息披露使其能力得到各方公认,从而为其获得良好的政治声誉和政治前途奠定基础.
不过,地方政府官员面临的制度环境与公司管理者显著不同,因此这些动机假说也会有所差异.首先是外部约束机制的差异.国内外针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法律规范已经相对比较成熟,第三方评价机制也相对比较完善,大众传媒的信息传递与舆论监督空间比较充足.因此上市公司年报的信息披露的规范性、稳定性、及时性和可靠性等质量特征均可能显著高于GAR.而与此同时,由于法律规范的缺位和监督机制的缺陷导致地方官员事后业绩信息的选择性披露和不实披露可能更为突出.其次是上市公司管理者和政府官员在激励机制上也面临不同的制度环境.上市公司管理者面临的主要激励是比较直接的经济激励,而政府管理者面临的主要激励机制则是晋升等政治激励.再次,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利益相关者构成相比,GAR的利益相关者构成相对要复杂得多.虽然近年来上市公司有关环境信息、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不断增加,但其主要信息披露仍然相对集中于企业经营情况与业绩,利益相关者对信息披露的偏好相对集中.而GAR需要面对上级官员、外来投资者、本地工商业者、本地居民等复杂的利益相关者结构,这些利益相关者对信息披露的偏好差异也比较大.最后,上市公司管理者信息披露主要是事后业绩信息披露,而GAR的信息披露还包含大量的事前政策承诺信息,利益相关者对于这些信息的审查与验证不仅包含不同地区之间的比较,还包括事前承诺与事后业绩的对比,这就使GAR的信息披露活动变得更为复杂.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选择性信息披露假设基本可以涵盖上述信息披露动机的各项研究假设,是公司管理者和政府官员信息披露动机的集中体现,因此本文提出：
研究假设1：GAR存在显著的选择性信息披露现象,即：已经完成的政策承诺主动报告的比例将显著高于未完成的政策承诺.
(二)GAR政策承诺可信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资本市场本身就具备提高会计信息可信度的一些措施与机制.例如：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相关监管机构对会计信息披露严重失信行为的惩罚,投资者借助于其他信号的专业判断.[6]
但与上市公司不同的是,在政策运行过程中,作为委托人的公众并不总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手中也没有可以流通的普通股票,而且第三方的验证和事后惩罚功能也远低于上市公司的情况.因此,其政策承诺可信度的影响机制可能要复杂得多.从已有的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经验的研究成果来看,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两大类：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内在因素中比较常见的是意识形态.诺斯强调意识形态对“经济人”的约束作用,认为特定的意识形态对“经济人”的机会主义具有“淡化”作用.[7]外在因素关注制度因素对于保障政策承诺可信度的重要性,例如声誉机制、宪政体制等.声誉机制是指在一个无限期的重复博弈中,当事人考虑到自己的声誉对未来收益的影响,会自觉地信守自己事前的承诺.不过,重复博弈、高效的信息传递机制以及必要的惩罚机制是声誉机制有效运行的前提.[8]诺斯（North）认为宪政体制才是保证承诺可信的关键.[9]迪克西特重视锁定和授权,希望以此事前堵住当事人机会主义行动的可能性；琼斯（Jones）则强调政治分权和政治竞争；另外,斯特沙弗（Stasavage）和凯法尔（Keefer）强调了政党制度的重要作用[10].弗朗特（Frant）、霍恩（Horn）以及派特歇克（Patashnik）等人则探讨了政治产权的不确定性对于政策承诺可信度的影响,并进而运用可信承诺分析政治制度设计内在逻辑[11].基于外在因素的视角,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受到竞争者或制裁者的存在因素影响,承诺者信守承诺行为来自于被替代或者被制裁的可靠威胁.不过,中国的制度因素与西方国家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在此背景下,官员政策承诺的可信度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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