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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可信度类论文范文文献,与晋升预期、政治责任感与地方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相关论文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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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峰值,即出现了“新官上任三把火”现象.3.GAR政策承诺可信度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表5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政策承诺可信度与城市规模的确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不过主要是户籍人口规模,其显著性水平在0.01以下,而与经济规模的相关性相对偏弱.这里再一次验证了户籍人口对于城市主官政策承诺行为的积极影响.相对经济绩效对于政策承诺可信度的影响也比较显著,这里的相对经济绩效主要是指经济增长率在全部副省级城市中的排名,其显著性水平在0.01以下,而对于年度经济增长率与上一年的差值的关系并不显著.中途换届因素与政策承诺可信度的关系与预期一致,但显著度不稳健,影响主要来自于市长换届.这也与前面的分析一致,市长作为报告人对前任的承诺实现情况进行报告面临两难选择,因此会影响其信息披露质量.此外任期也与预期一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只是市长比书记更显著.
从城市主官个人特质的角度来看,城市主官的教育水平与GAR政策承诺可信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市长的教育水平比书记的相关性更显著,这也比较合乎常理.市长作为直接做出承诺与报告的第一责任人,其本身素质对于其政策承诺质量密切相关,不过由于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的领导体制,政策承诺也受到书记的较大影响,其影响作用也比较显著.在省上任职经历因素方面情况与教育水平情况相反,虽然方向与预期一致,但书记的相关性显著大于市长.
回归模型：广义最小二乘法
年龄因素的方向与预期并不一致,预期情况是年龄增加会降低城市主官的晋升预期,因而可能会不利于政策承诺可信度,会呈现出负相关关系.但回归结果显示,无论书记还是市长的年龄与GAR政策承诺可信度都是一个显著而且比较稳健的正相关.为什么年龄不利于晋升却与政策承诺可信度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这说明年龄不仅意味着晋升几率,也意味着其他的因素,这些因素也会显著地影响官员政策承诺的可信度.结合户籍人口和教育水平的情况我们认为年龄的增长也可能意味着政治责任感的增强,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可能是外在激励因素和内在驱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表6的分组回归结果显示,2005年以后城市人口规模、相对经济绩效、书记履历背景因素与政策承诺可信度的正相关显著增强,而市长任期、市长换届因素与政策承诺可信度的负相关也明显增强.表7的回归分析则表明,城市人口规模、书记年龄、市长年龄、书记教育水平、市长教育水平等与个体责任感密切相关的因素均显著地影响政策承诺可信度,城市人口规模的影响比较稳定,书记年龄和市长教育水平主要影响核心指标政策承诺可信度,而市长年龄和书记教育水平主要影响非核心指标的政策承诺可信度.不过从表6和表8的回归结果来看,与政治责任感相关的变量对于政策承诺可信度的影响在2006年前后差异较大,因此其影响程度和内在机制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为进一步分析年龄因素,本文将年龄与晋升、年龄与GAR政策承诺可信度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书记和市长的晋升年龄高峰都出现在49岁到51岁之间,之后就开始逐渐下滑,呈现出倒“U”型走势；市长年龄从49岁开始与政策承诺可信度之间呈现出“U”型走势；书记年龄则从49岁开始与政策承诺可信度呈倒“U”型走势.而在晋升高峰年龄49岁来临之前市长与市委书记的政策承诺可信度趋势比较一致,都呈现出逐步下滑趋势.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在上任到49岁以前这一年龄时间段,是这些能在49岁以前晋升到副省级城市主官的官员们具有明显年龄优势的黄金时期,因此这段时间他们都会比较积极的表现出施政热情和动力,希望在上级和公众面前塑造一个充满政治抱负和责任感的形象,因而其政策承诺可信度比较高.但那又应该怎样理解书记和市长们52岁以后的反弹现象呢?为什么晋升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渺茫而承诺可信度却反而出现了不降反升的情况?特别是市长在58岁以后还会出现更明显地上升?这进一步证明,年龄可能是一个代表着多重涵义的变量.年龄的增长虽然代表着晋升概率的下降,同时可能也意味着外在的晋升压力缓解了,而内在的责任感逐渐恢复了主导地位,城市主官们反而可以比较“放开手脚”开展工作,出现了自我实现的补偿效应,这也可以被称为“夕阳红效应”.
4.小结
上述结果表明,研究假设1被证实,GAR的确存在显著的“报喜不报忧”现象.研究假设2只获得了部分证实,教育水平和省上任职经历与政策承诺可信度的关系与假设一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而任期和年龄因素比较复杂,这些复杂性主要体现在波动性较大,阶段性特征明显.从整体上看,任期属于消极因素,而年龄属于积极因素.假设3也只部分得到了证实,人口规模显著地与政策承诺可信度呈现正相关关系,经济总量除与核心指标政策承诺可信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外,其它的系数均不显著.研究结果显示,选择性信息披露情况的确存在,回归分析显示,这里的“好消息”主要是基于同年与其它副省级城市的横向比较,与前一年比较结果在2005年以后才开始显著,因此,研究假设4可以接受.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副省级城市2001-2009年度GAR为例,对地方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分析,这些分析增进了我们对地方官员政策承诺及其行动逻辑的了解.研究发现,地方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的确与任期、城市规模和相对绩效水平存在密切关联,具有明显的晋升驱动特征,但是教育水平、年龄和户籍人口规模对地方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的显著影响也反映出官员政治责任感与官员政策承诺的密切关联.因此,政策承诺可信度应当是官员政治责任感和晋升预期综合影响的结果.
本文的研究结果为进一步的探索提供了的启示.首先,地方官员的政策承诺行为应当受到更多的关注和研究,这既是我们深入了解地方官员政策行为的重要方面,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制度——承诺——绩效”逻辑关系的认识.其次,如何管理好地方官员的晋升预期也是值得关注的重要课题.除政绩以外的年龄、学历、履历、任期等因素对于晋升预期的影响以及相应的对策建议问题都还需要更深入的探索.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如何培养和激发出地方官员的政治责任感问题.这就需要围绕官员政治责任感问题对官员遴选机制、政治典礼制度以及官员公共服务动机等内容展开多维度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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