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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质量管理方面论文范文例文,与中国古代质量管理体制的演变相关论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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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已经无法适应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宋朝律典基本上全部承袭唐律,殊不知宋朝时期的社会环境、经济发展状况和市场交易行为与唐朝已有很大差异.敕虽然具有变通性,却是在社会弊端出现之后由户部上报皇帝,请求审批相应的解决措施,往往是亡羊补牢,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收效甚微.另外,负责具体执行法令的官吏对市场管制的不力也负有相当大的责任,这主要归咎于严重的冗官现象.蒙古族灭南宋后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他们虽兵力强盛,却在文化上处于弱势地位,或许正是这种文化上的不安全感导致蒙古族实行了惨无人道的屠城政策.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马克思,1987）,元朝统治者意识到源远流长的中原文化不可能被轻易撼动后,不得不向这一强势文化低头,以顺应的姿态来维护自身的统治,形成了文化认同与文化拒斥的双重心理特征.
元朝统治者非常重视发展手工业,但他们缺乏有技术、有经验的手工业者,一些能工巧匠籍此逃过屠城一劫而存活下来.元政府通过强制手段把各地的工匠集中到京城,设立了官营匠局进行管理,规定匠不离局,要求手工业者子孙承袭其技艺,禁止改业.不可否认的是,元统治者实施的匠籍制度极大地促进了元朝手工业的发展,“国家初定中夏,制作有程,凡鸠天下之工,聚之京师,分类置局,以考其程度,而给之食,复其户,使得以专于其艺,故我朝诸工制作精巧,咸胜往昔矣”（《元文类》卷四二诸匠）.但严酷的人身奴役使手工业者缺乏归属感,毫无限度的劳动剥削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匠籍制度反过来成为元代手工业进步的阻碍因素,导致了大量粗制滥造的手工业制品的出现.
明朝时汉人重新当权,为加强中央集权,在总结唐宋法制的基础上,对法典结构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为保证建筑工程质量,《大明律》规定“凡军民官司有所兴造,应报告上级批准,不经批准而非法营造者,各计所役人数计工钱坐赃论.营造计料、申请财物及人工不实者,笞五十；若财物和人工已费,各并计所损财物价及所费雇工钱,重者坐赃论”（《大明律工律营造》）,禁止非法营造,要求如实申报材料、人工及财物用量,违犯者予以处罚.工程营造应挑选身强体壮的工匠,采购上好原料,“凡役使人工、采取木石料及烧砖瓦之类,虚费工律而不堪用者,计所费雇工钱坐赃论”（《大明律工律营造》）,惩处以次充好、偷工减料的营私行为.建筑师对所主持工程存在的质量隐患承担责任,“若有所造作及有所损坏,备虑不谨而误致人死亡者,以过失杀人论,工匠、提调官各按应承担的责任论罪”（《大明律工律营造》）.桥梁道路工程要经常派人检修,保证正常通行,“凡桥梁道路,府州县佐贰官提调,于农隙之时,常加点视修理,务要坚完平坦.若损坏失于修理,阻碍经行者,提调官吏笞三十”（《大明律工律河防》）,因检修不及时阻碍交通的予以惩处.明清建筑工程的质量管理涵盖了从兴造计划申报,人工、材料挑选,到建筑施工和完工后的检查修补等各个阶段,已经比较完备了.
明朝质量管理制度的进步还表现在质量检验方法的改进上.据《工部厂库须知》记载,明朝已经开始使用抽样法来检验熔铜的产品质量,“每熔铜,先抽一百包,堆放两旁等抽铜八包,每包取铜五十斤,共四百斤”（解恒谦、康锦江、徐明,1985）,在100个样本中随机抽取8个进行检验.
明朝对专职商人实行“占籍”管理,无论坐商、行商都需要进行“册籍登记”,并在京城设立清点商人和商铺的清审制度,自明成始,每十年清审一次,到了万历年时,全国都开始实行商铺的清审制度.市场上设有专门的官员“行人”负责管理市场物价,交易的中介人牙行、埠头由官方认定,起到了辅助市场质量管理的作用.作为又一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清朝在质量管理体制上多因袭明制,较少变动.这一时期中国古代的手工业发展到了高度成熟的阶段,质量也达到了很高水平,但封建社会发展到末期,封建专制制度已经岌岌可危.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和巩固自身统治地位采取了一系列强化君主专制的措施,对内大兴八股取士和文字狱,扼杀先进思想,培养了不少迂腐之士,对外实行海禁政策,导致外国列强来犯,中国古代的质量管理体制随之瓦解.
五、结语
作为一种政府行为,中国古代的质量管理体制受到政治思想和统治者文化心理的深刻影响,因而在每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先秦质量管理体制受到尊卑有伦的礼制思想的影响与制约,秦朝质量管理体制处处渗透着严刑治民的法家思想,汉朝质量管理体制经历了从无为到有为的变化,唐朝质量管理体制在万朝来贺的文化盛景中力求自我完备,程朱理学影响下的宋朝质量管理体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出现错位,元朝质量管理体制是统治者文化身份矛盾性的外在体现,明朝质量管理体制交错地存在着文化主体的优越感与惧怕失去统治地位的忧虑感,清朝质量管理体制在极端强化的君主专制中走向瓦解.但是,由于各个时期在物质基础、知识经验上存在着累积性,在法律制度、思想观念上存在着继承性,中国古代的质量管理体制又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完善的.两种特征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质量管理体制演变的基本规律.
我国当前质量管理体制的建设可以从古代质量管理体制的经验与教训中获得启示：
其一,古代各个时期的质量管理体制都十分注重对前朝的借鉴与继承,无论是职官机构的设置还是法律法规的制定都有较强的延续性,这使得中国古代江山虽因多次历经朝代更替而几易名姓,但质量管理体制却在长期的历史积累的基础上日趋完善.当然,质量管理体制的建设应符合社会发展的实际,再成功的质量管理体制都不可照抄照搬,唐代的质量管理体制可谓后世的典范,但是宋代对其的沿袭却着实引发了一场令统治者束手无策的“市场质量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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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古代质量管理体制中统治者所起的作用可以让我们反思政府在质量管理体制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专制思想的深刻影响和制约导致古代质量管理体制成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手段和工具,出现了政权不分和权力过度集中的现象.相关政策法规执行过程中的主观性和模糊性致使腐败滋生,使本来就不够健全的法制、法规无法完全发挥作用.如何进行合理的职权分配和解决质量管理过程中执行不力的问题也是今天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
其三,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古代各个朝代的质量管理体制与同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思想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文化气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产品质量所能达到的高度,质量兴衰与文化兴衰是相对应的,而文化的缺失正是今天我国产品质量问题百出的重要原因之一.1997年10月26日《纽约日报》刊登的一篇题为《暂时的全球形象：中国出口的是自己的不确定性》的文章这样评价中国产品,“大多数时候,中国制造并不是真正意义上中国的制造.与意大利时装、法国红酒和美国电影不同,多数中国出口与中国文化无关.就买方而言,它们只是低价的东西”文章原标题为TentativeGlobalProfile：ChinaExportsitsOwnUncertainty,本翻译参考了李彩霞,2012：《中国制造镜像：基于风险社会视角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作为“世界的工厂”,中国一直在为他人做嫁衣,充当世界名牌的加工站,“中国制造”虽遍布全球市场,但却缺乏属于中国的文化标识.作为礼仪之邦,中国商人的道德自律性之差却成为我们的心头之痛.要应对经济高速发展下的精神空虚、文化迷茫和价值观的失落等问题,中国文化需要从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寻找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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