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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978年,中共党内在经济发展领域有过几次重大分歧.1949年―1953年,分歧集中在是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成果还是加速向苏式社会主义转化；1955年―1959年,分歧集中在农村合作化领域；l959年―1962年,分歧集中在计划平衡的跃进与“反冒进”之间；1962年―1978年,分歧已转移到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每次重大分歧中,都有华东的经济代表人物站在主流派的对立面.这可能不是偶然的.
各领风骚
新中国成立前后,东北和华东是全国经济和财政的两大支柱.由于人文历史和区域经济结构的明显区别,两大区域的经济政策各有特点,东北的特点是大计划优先,华东的特点是大流通优先.东北是全国重工业、军工业的中心,东北财委（建国后全称：东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由陈云领衔.华东是民生工业和金融、商贸中心,华东财委（前身是华中财委,建国后全称：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由曾山挂帅.
东北在日满时期是日本侵华的战略大本营,由日资垄断的军工、矿产、煤炭、电力、冶金、机电、铁路、航空、通讯等现代重工业迅速堀起,大规模的移民式垦荒,也开始大量使用农业机械和化学农药等新生产方式.日满统治者牢牢掌握着工农业经济的命脉,通过军屯、贸易管制、口粮配给制,严密控制着城乡经济、贸易活动,民族资本则微不足道.东北城乡间和各省间的商品交换依存度,远远低于关外与关内的商品互存度.有资料统计,1945年,“满洲国”的经济实力,已超过日本国内,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生产总值仅次于美、苏、英.1943年,东三省生产了占中国总量93%的钢材、66%的水泥、69%的重化工品、95%的大中型机械、78%的电力.1932年,东三省空中航线1.5万公里、公路6万公里,1945年,铁路1.5479万公里.长春1938年就开始建设2条地铁、7条轻轨及环城高速.而1949年,全国空中航线仅1.14万公里、公路总里程5.09万公里,铁路里程2.2万公里.解放战争中后期,东北通过接收敌产和土地改革,成为全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和军工战略基地,建国初期,又成为抗美援朝的战略大后方.这一时期,东北经济政策总的目标是为战争服务,有明显的苏式战时经济特点.高岗在延安就奉行的由政府全面垄断社会核心财产和管控区域经济、贸易的“官有官控”战时经济政策,显示出极高效率.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东北经济模式不仅为毛泽东高度肯定,而且为东北率先向苏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平稳过渡和转化,铺平了道路.
华东自宋代以来就是中国商品经济最活跃、民族工商业最发达的区域,上海更是远东近现代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金融中心、仪表、轻纺、化学工业中心和国际、国内贸易中心.民族资本80%集中在华东.与东北不同,一方面,华东能源、矿产、冶金、建材等工业原料对外区域的依赖度高,全国则对华东的民生工业品依赖度高；另一方面,华东区域内部的城、乡商品互补性强,农村供给城市粮、油、棉、盐、果蔬、茶、肉禽蛋、烟草、生丝等食品轻纺原料,城市供给农村纺织品、纸张、机电、火柴、煤油、肥皂、卷烟、医药等民生工业品.由于区域和城乡间的经济互补性和经济主体的民间性,即使在我、敌、伪、顽武装割据、城乡战争对峙时期,相互间大规模的商品交换也只是受到局部“有限管控”.正是在抗战时期,华中战略区（八大抗日根据地）,形成了在发展多元经济基础上,以我为主、以民为本、以军为先、有限管控、兼济各方利益的经济政策指导方计,并局部取得了经济发展、货币稳定、公私两利、军民共享的空前成就.华东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形成的一系列经济指导政策,是形成新民主义经济模式的实践基础（同期,相适应的政体是中共领导下,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础的“三三制”民主政权）.政治上的统一战线、以民为本的经济路线,也是中共领导下的华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和革命武装,在与沦陷区、国统区三足鼎立割据时期,能赢得民心,实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可持续发展的制胜因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的高岗、陈云,成为总领中央经济领导部门的统帅,分任大计委主任和大财委主任,东北系和华北系为主导,是毛泽东已决心全国仿效苏式社会主义的意志选择.
英雄时代
新四军是1937年10月,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集中组建的,叶挺、项英为正副军长.组建时仅有10300余人,7000多条枪.1941年1月皖南事变前,新四军没有地方政权为依托,没有稳定财源.军费来源以国民党第三战区发放军饷为主,社会捐助和流动税收为辅.当时国军中央军小军月饷18万元、中等军是25万元、特大军达30多万元.杂牌军,如川军小军为18万元.开始时,只给新四军月饷6.6万元,每月分两次支付；后物价飞涨,至皖南事变前,全军月饷不过10余万元.社会最大的一笔捐赠为投军的泰国富侨之子陈子谷同志,14万元.叶挺将军用这笔款从海外购买了500支驳壳枪.实际上,皖南事变前,除皖南军部和直属部队外,分布在江南、苏中、苏北、淮北、淮南、鄂豫边的新四军各支队和地方武装,无根据地依托,无政权为后盾,连基本军饷也没有,多靠向当地士绅索捐和“打资敌”（没收涉嫌通敌者的财产）解决自需,经费十分困难.
1938年11月,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原局后,为新四军确立了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方针.
1939年12月,刘少奇抵皖东三次召开中原局会议,号召新四军江北部队大力发动群众,迅猛发展抗日武装,创建抗日民主政权,不要被国民党捆住自己的手脚.为新四军在江北立足,指明了方向.
1940年3月,张云逸、罗炳辉的部队在安徽来安县半塔、定远县藕塘取得反顽自卫战胜利后,由方毅、魏文伯、张劲夫、张恺帆等先在定远县建立了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其后成立了相当地区行署级的津浦路东联防办事处、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有了自己的地盘,才可以征粮、征税,自力更生解决生计.
1940年10月,谭震林统帅的江南部队,在沙洲县（今张家港）建立了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并将各地办事处改为地方政权.沙洲首任县长蔡辉根据谭震林指示,武装控占了港口、改组了轮船公司,联合沦陷区的爱国商绅,利用长江航道,大规模组织与上海的特种贸易.短期内,为江南、苏中主力部队筹资800余万元,筹集各类军需（西药、机械、电台、化工原料等）逾千吨,实实在在为新四军江南、苏中主力部队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抗战以来最丰厚的财源和紧缺军需品.1941年1月军部重建,是新四军走向成熟发展的转折点.陈毅等人曾被批为“人枪款”主义的积极拓展方针,成为主流战略.至1942年初,新四军各部队已建立起八大抗日根据地.各根据地都有完整的政权体系、社会组织体系、武装体系；至1942年末,各根据地都建立起完整的财经体系和军队供给、军工生产体系.各战略区的财经处为领导财经的总机构,集管理、组织、经营、调控四大职能.管理包括：经济管理和发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经营包括：自营型银行、企业,对外特种贸易；组织：各类公私合作社、工商企业发展和公共水利设施建设；调控：运用货币、大宗必需商品（粮、盐、棉、布等）调控市场.如1943年―1945年,皖江贸易总局蔡辉在曾希圣（七师政委兼皖江区党委书记）直接领导下,就利用武装封江控粮、垄断粮油对外贸易的手段,单方面造成芜湖、南京、上海粮油短缺,价格飞涨,迫使对方以低价工业品、盐、军需品换购我方高价粮、油、烟草等农副产品,同时,建立了中共领导下第一个经济贸易特区―汤家沟,成为抗战时期长江沿线唯一低税制的自由贸易区,沟通敌、伪、顽、我四地商品大流通的集散枢纽.日贸易额经常保持在亿元以上,实现年财政收入逾亿元的奇迹.在财政总收入中,流通性收入已占90%以上.同期,根据地人民的生活水平、货币购买力,远远高于沦陷区和国统区,产生强大社会影响.赢得“富七师甲全军”的军内共识.
1943年―1945年,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已形成党、政、军一体化的大格局.华中财委由曾山挂帅,朱毅、方毅为副主任,张劲夫、骆耕漠、徐雪寒、孙冶方等为委员.粟裕、叶飞领导的一师对应苏中行署（陈丕显兼财经委主任、陈国栋任副主任）；罗炳辉、谭震林领导的二师对应淮南行署（财政处处长陈穆）；彭雪枫（后张爱萍）、邓子恢领导的四师对应淮北行署（行署主任刘瑞龙、财政处长李人俊）；黄克诚领导的三师对应苏北盐阜区行署（财政处处长骆耕漠）；梁兴初统帅的独立旅对应淮海专员公署（财经处长顾准）；李先念、郑位三、任质斌领导的五师对应鄂豫边行署（财经处长范醒之）；曾希圣、谭希林领导的七师对应皖江行署（财经处长叶进明兼师供给部长、副处长蔡辉兼贸易总局局长）；江渭清的六师十六旅对应苏南行署（财经处长李建模,1945年牺牲）.
皖南事变以后,新四军的军费、军需来源完全靠自力更生.一是“取之于己”.1942年开展大部队自组织农业生产,开荒种地、割苇、捕鱼、养鸭、采藕、养猪；各部队还组织开办各类军需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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