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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高等学校留学教育之始.当时,学堂设“留美学堂监督”一职,由学堂总教习丁家立兼任.丁家立亲自带领北洋大学堂第一批毕业生赴美留学.此批留学生共8名,具体情况是：陈锦涛,字兰生,31岁,广东南海人,入美国耶鲁大学学习博物学（物理学）；王宠惠,字亮畴,23岁,广东东莞人,入美国耶鲁大学学习法律学；张又巡,又名煜全,字永云,24岁,广东南海人,入美国耶鲁大学学习法律学；王宠佑,字佐臣,25岁,广东东莞人,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矿学；严一,又名炳芬,字锦榕,26岁,广东南海人,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学；胡栋朝,字振廷,26岁,广东番禺人,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工程学（土建）；陆耀廷,字佩萸,31岁,广东高要人,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工程学（土建）；吴桂龄,字猛舟,22岁,广东新安人,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机械学.这批留学生分别取得了硕士或博士学位,回国后大都成为了国家的栋梁.王宠佑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任汉口炼锑公司总工程师、汉冶萍铁厂厂长等职,是我国著名的矿冶专家.张又巡获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回国后曾任清华学校校长,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1901年至1907年我国官费留美学生总计约有100余人,其中北洋大学堂就占有半数以上.他们后来大都成为我国著名的专家学者,如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医学家刘瑞恒,数学家秦汾,银行金融家钱永铭,冶金学家温宗禹、蔡远泽,法学家赵天麟、冯熙运,师范教育家李建勋、齐璧亭等等.
北洋大学堂出国留学生全部为公费派遣,除资送学生留美外,还有留英、法、德、日、比等国.由于北洋大学堂课程安排、讲授内容、所用教科书,均以美国著名的哈佛、耶鲁等大学为标准,故所培养的学生质量很高,从第一届毕业生起即可免试直接进入美国著名大学的研究院深造.
通过对于北洋大学堂初创情况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北洋大学堂建立于“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新起点”这一关键性的转折时期,预示着也促进着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来临；第二,北洋大学堂是在洋务教育20年基础上建立的更高层次的教育,承载着中华民族“兴学强国”的重任；第三,北洋大学堂起步于世界一流大学水平,完全符合大学层次的标准.
二、北洋大学堂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贡献
北洋大学堂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贡献不仅表现在开先河、引领新风上,而且贯穿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百年的全过程.
（一）“为继起者规式”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典范
盛宣怀奏折《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写道：“中国智能之士,何地蔑有,但选将才于俦人广众之中,拔使才于诗文帖括之内.至于制造工艺皆取材于不通文理不解测算之匠徒,而欲与各国絷长较短,断乎不能.等职道之愚,当赶紧设立头等二等学堂各一所,为继起者规式.”由此可见,盛宣怀创建北洋大学堂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我国高级专门人才短缺问题,同时为我国树立高等教育的样板,作为其后建立高校的范式.
从投入经费上看,“头等学堂每年需经费银三万九千余两,二等学堂每年需经费银一万三千余两,――是以常年经费甚巨,势难广设.现拟在天津开设一处以为规式”.两次提出“规式”,反复强调了北洋大学堂的榜样作用.北洋大学堂创办后也确实成为了各省仿办的模式和范本.当时两江总督刘坤一就曾问盛氏说：“闻公在津新设学堂,章程甚佳,即祈钞示全卷,以便将来仿办.”1896年春,盛宣怀曾禀明两江督臣刘坤一,筹款议建南洋公学,“初议筹设南洋公学,拟照天津分设头等二等两学堂”.并随即着手南洋公学的筹建工作.10月间,他奉命离津海关道职,接任铁路总公司督办,长驻上海,又连续向清廷呈递《条陈自强大计折》、《请设学堂片》等奏折,希望“宜令各省先设省学堂一所,教以天算、舆地、格致、制造、汽机、矿冶诸学,而以法律、政治、商税为要”.因“需才孔亟”,为“收速效”,“筹款议建南洋公学,如津学之制而损益之”.
因为南洋公学的上院（大学部）,在清末尚未招生,因此,据清政府学部总务司所编《光绪三十三年份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记载,我国在1902年以前的大学仅有三所：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建立于1895年,京师大学堂建立于1898年,而山西大学堂建立于1902年.“继北洋大学之后而设立之工程学府,为北京大学之工科.其次为山西大学之工科,南洋公学及唐山路矿专校.”京师大学堂所设工科,1910年才分别按土木、矿业两学门招生,山西大学堂所设学科按照北洋大学堂学科设立,分为法律、工程、采矿、冶金四学门.北洋大学堂的办学模式影响了中国近代高校的建立,确实起到了“为继起者规式”的典范作用.正如盛宣怀所言：“臣前官津海关道时,当讲求学务,尚未萌芽之先,首创北洋大学堂,以开风气.”（二）“兴学强国”确立中国高等教育百年的价值取向
盛宣怀创建北洋大学堂时提出的“兴学强国”的主张,成为了中国高等教育所特有的历史使命和百年坚持的价值取向.
盛宣怀关于教育是救国强国之本的主张在当时是不同凡响的.清中后期开始闭关锁国,不了解世界的发展,养成朝野夜郎自大的心态,视西方科技为奇技淫巧,认为“自来奇技淫巧,衰世所为,杂霸欢虞,圣明无补”.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不得不折服于西方的船坚炮利,开始向西方学习,办洋务、建西学,但其目的仅局限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甲午战争中我国惨败于先于自己向西方学习的日本,反省失败的原因,加大了兴办新学的力度,但其原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并将这一思想贯彻于1903年清政府颁布的学制之中.“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仍然抱残守缺、食古不化,没有把学习西方的先进教育摆在救国图强的位置.盛宣怀长期操办洋务,从中深刻认识到西方国家乃至日本兴盛的原因,更感到兴办新式教育的迫切和重要,他向清政府进言道：“日本自维新以来,援照西法,广开学堂书院,不特陆军海军将弁皆取材于学堂；即今之外部出使诸员,亦皆取材于律例科矣；制造枪炮开矿造路诸工,亦皆取材于机器工程科地学化学科矣.仅十余年,灿然大备.”他还说：“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等伏查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他在提出这一“兴学强国”主张的同时,以急迫的心情提议“当赶紧设立头等学堂、二等学堂各一所”.由此可见,盛宣怀对于新式教育的认识远比同时代的人深刻得多.
盛宣怀不仅认识深刻,而且付诸实践.他在办学实践中摒弃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代之以“西学体用”,他认为“西人学以致用为本”.北洋大学堂的头等学堂课程分为基础课和专业课.各学科的学生都要学习基础课,如笔绘图并机器绘图、格致学、化学、微分学、重学、作英文论和翻译英文等.专业课则各有侧重,如工程学科有工程机械学、材料性质学、桥梁房顶学、水利机器学等；矿务学科有深奥金石学、测量矿苗学、矿务兼机器工程学等；律例学科有万国公约、各国通商条约、大清律例等.学堂规定“汉文不做八股试帖,专做策论,以备考试实在学问经济”.一改封建教育八股取士传统,作“实在学问经济”的毕业论文.1903年北洋大学堂重新厘定课程,“各学门的功课又分为主修功课、辅修功课和选修功课.主修与辅修为必修功课,选修功课为学生自由选学.毕业时,都要自著论文一篇和毕业设计”.
北洋大学堂的创建,为中国近代学制的建立提供了实例.据《河北省志》记载,清末河北省建立有小学堂、中学堂和中等实业学堂、高等实业学堂和高等学堂,初步形成了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格局,但是缺少高等教育,没有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1895年北洋大学堂的建立,完善了河北省的教育体系,使得河北省成为我国第一个教育体系完全的省份（当时天津隶属河北省管辖）；同时,为中国近代教育学制的建立提供了实例,形成了教育分层的学制结构.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我国第一个近代学制――“壬寅学制”,学制将教育分成三段七层,其中高等教育又分为三层：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分科大学堂和通儒院,从“壬寅学制”中不难看出北洋大学堂对于学制的影响.
盛宣怀“兴学强国”的主张和北洋大学堂注重应用科学的价值取向,是在“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新起点”上的一次带有突破性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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