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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波,男,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电视艺术传播研究.]
（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摘 要：邹韬奋先生1935年11月16日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至1936年2月29日,共出版16期.本文主要研究的是由《大众生活》杂志透射出的近代新闻报刊中的人文关怀精神和新闻启蒙思想,进而对我国媒介体系的现状进行了思考,笔者认为引导舆论,服务受众,培养民众的媒介素养将一直是建设高质量传播体制最重要的任务,从而使大众通过日益多样化的渠道选择资源、整理信息、理解政府的舆论导向.利用口头、印刷和其他媒介有效地进行文本学习,使群众的情境感知和体验更加丰富,有利于群众在其中汲取信息,增强社会及自我认识.
关 键 词：《大众生活》；人文关怀；媒介素养；舆论引导
中图分类号：G25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7-0151-02
邹韬先生一生创办过六种刊物一种报纸,是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他主编的第二本杂志《大众生活》于1935年11月16日在上海创刊,共有16期,适逢“一二·九”运动,随后辗转在香港复刊,但由于那时已脱离了“一二·九”运动特殊的历史时期,故复刊后的《大众生活》杂志不在本文谈论的范围内.随着大众传播的发展和人们对传播媒介的不断发现、反思,媒介和媒介文化的重要性逐渐凸显.本文从文化传播、思想的形成的角度分析该杂志建构的媒介文化及其主要特征.
一、《大众生活》周刊浓郁的人文关怀性
(一)立足人民大众的立场
邹韬奋对于《大众生活》周刊精神的定义是与《生活》及《新生》两本周刊一脉相承的,但是他赋予了其更深的含义,群众的利益是他心目中的第一位,所以周刊的名字便定为《大众生活》,此周刊每个周末出版.笔者在读了《大众生活》的发刊词后深深体会到了邹先生的良苦用心：《大众生活》出刊的意义完全是结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因为在那种严酷和不足温饱的生活中,民众的生活质量完全无法保障,与政治、经济也完全脱节,与其说要新闻人在各种刊物上为国情长吁短叹或为民众当时不幸的生活呐喊实在是徒劳无益的,认清中国民众在社会生活中的真实地位,明白民众之所以过着这种水深火热的生活的根本原因,这些弄清楚之后才能明确目标,齐头并进,找出一条新路.由此可见,邹主编定位新闻传播业的性质定为“社会公共机关”.旨在“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
《大众生活》杂志的关注点聚焦于民众的利益,首当其冲的为当时社会中被压迫最深的工人、农民、小手工业制造者而呼吁,要为他们争取一个经济复兴、无苛政陋政的清明社会,邹先生的愿望也一直立足于自己身为新闻人的身份,为民众的利益振臂高呼.其杂志中短评的论题,均以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反对国民政府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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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方位服务满足大众需求
1.时事短评新闻性和思想性兼具
《大众生活》的内容以时评性专栏评论居多,主编邹韬奋要求每条新闻都要“有价值”、“有思想”,写作风格简短明快,传播信息量大,让受众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有效信息,在心理上得到读者认同.他擅长运用缘事明理熔新闻与评论于一炉的立论和说理方法,它的效果是明显的：一是使短评加大信息量,从而增强了它的新闻性；二是缘事议理,由事人理,理从事出,符合事理结合,由具体到抽象的认识程序和思维规律,有助于增强短评的思想性、可读性和说服力[1].时事短评是邹韬奋设置的一个可以畅抒己见的评论栏目,他把实事信息吸收理解并赋以自身的观点论调后,通过这个栏目将其传达给阅读者,意在让读者随着他的思想而思考,议程设置功能得到充分体现.在《大众生活》周刊中邹韬奋充分发挥了舆论引导作用,发挥了积极的舆论监督和引导舆论的效用.
2.语言风格及栏目设计平易近人
《大众生活》自创刊以来一直站在普通民众的立场,想民众之所想,急民众之所急,它的语言风格平易近人,不用艰深难懂的语句将一部分文化水平较低的劳苦大众拦在门外,充分发挥了新闻语言简洁、明快的特点,吸引更多的读者阅读,扩大受众范围,进行思想传播.敏锐活泼的行文组织和生动隽永的语句,使信息的传播者从来同视听者处在平等地位.《大众生活》周刊在栏目设计上立足于“公众”首先是“公民”.而“公民”都是有独立精神、自身权益、参与社会生活与公共生活并言论自由的.进行单向性传播向双向性转变的尝试,《大众生活》设立了《读者信箱》板块,编者在该栏目重视讨论读者提出的各种问题,积极采纳读者建议.邹韬奋亲自答复读者提出的问题,民众反响热烈,参与者甚广.在信箱栏目中邹韬奋保持了他与读者的密切交流.
(三)引导舆论促进民众思想发展
邹韬奋的报刊的信箱栏目也无疑成为了读者参与公共意见讨论的公共平台.这样的平台为当时读者公共意见的形成提供了媒介,初步构建了以报刊为媒介的公共领域[2].读者信件围绕的中心有时是政治实事,有时却也是生活琐事,可是邹先生无论其事大小,都能突破个人将其导入社会时代大环境里,用自己的观点引导读者,并配以简明易懂的语言与读者进行有意义的讨论,通过交流互动启发读者思考,产生共识.从现代传播学角度看,为了充分发挥议程设置作用,他选择性的刊登读者回复,精心设计回复问题的角度,使受众无形中成为了参与者.这样不仅体现出了该杂志极强的人文关怀还引导读者该关心哪些问题,该怎样思考问题[2].这样做的效果是明显的,随着抗日救亡运动不断发展,《大众生活》上又开辟了关于民主的公共论坛.很多读者在讨论国内政治改革时,出现了对民主的询问和讨论,使民众走上了一条正确的救国之路,这无疑是杂志的舆论引导促进了公众思想意识的进一步发展.
二、《大众生活》周刊对民众媒介素养的启蒙
上文谈到《大众生活》周刊杂志引导了读者关心和思考问题的方向,那不就不能不说在民国时期周刊杂志已经开始在引导舆论的同时肩负着新闻启蒙的责任.早在“五四”时期《新青年》同人陈独秀、胡适、鲁迅已走上了现代启蒙主义道路,他们在梁启超等人的“新国民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后高呼“立人”的口号.在那个时代新闻人和社会上的真知灼见者们深刻体会到在新闻发展中西方的先进思想固然值得借鉴,但如何创造出适宜中国社会、人文环境的本国新闻思想观念才是重中之重.但当时公众缺乏对于自身地位的正确认识,也缺少对自身公民权益的捍卫,如何将蒙昧的国民改造为公民是报刊肩负的启蒙任务,新闻传播的责任就是要完成对人的启蒙.现今,对于大众传播的社会效果,结论是“效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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