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学有关论文范文检索,与“民族文化学”学科独立性质疑相关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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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本土出现的“文化热”中孕育出来的学科,其学科理论构架的奠基与基本形成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如果以1992年潘定智教授的《民族文化学》正式付梓作为学科草创的标志,以1998年张文勋、黄泽教授等主编的《民族文化学》出版作为其基本形成的标志,《民族文化学》学科理论建设只经历了十年左右的时间.此后,在学科框架之内的理论建设几乎湮灭无闻.客观地说,在这些年里,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正在逐年深入,但学者们更愿意把这些研究看作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的成果,在我国多数民族院校的课程设置中,也难以看到这门学科的出现.一门以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为职业志向、旨在纠偏“民族学过去较为欠缺文化研究”的新学科[1],在近十年的发展中,学科理论建设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梳理民族文化学学科理论建设的基本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学科属性及其基本理论构架的诸多不足,应该是造成这一现状的重要原因.

一、学科属性的模糊性

学科属性是由研究对象决定的.在上述两种标志性的著述中,都旗帜鲜明地界定民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尽管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内涵及其层面的表述有所差异,但大体上不出物质的、精神的和行为的三个层面.以此为基础,潘定智教授认为,“文化系统内部有很多子系统,相应地,研究子系统就形成各个具体的学科”[2],据此,民族文化学也是这些具体分支之一.张文勋教授等著《民族文化学》也认为,民族文化学“是由传统民族学向文化学、文化人类学渗透、交叉而成的学科”[3].因此,民族文化学属于分支学科的性质得到了确定.但如此界定,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按照潘定智教授的说法,界定文化学的概念是提出民族文化学定义的前提,而文化学是“综合研究文化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以期从整体上把握整个文化系统的性质、特征、内容、形式、结构、功能、类型和演变,从而把握文化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2],因此,潘定智教授界定民族文化学为文化学的分支学科,是从整体上把握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张文勋教授等著《民族文化学》将学科属性界定为文化学的分支学科,同时也是民族学的分支学科,“是文化学中以民族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更确切地说是以少数民族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同时是民族学的―个分支学科”[3].参照上述两者的界定,后者显然比前者进了一步,可以看作是对民族文化学学科属性到目前为止的最终界定.但这种界定的模糊性也让人无所适从,因为姑且不论文化学的学科地位是否已经确立,就目前对这两种学科的理解,文化学和民族学显然有着不同的学术旨趣,前者把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研究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后者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研究民族发展的一般规律.民族文化学从属于这两者,学科属性的不确定性显而易见,而这种不确定性也必然为学科理论的发展、充实和完善带来负面影响.

二、学科边界的模糊性

没有明确的学科边界,学科地位就无从依托.现有的民族文化学学科理论著述尽管明确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这一研究对象,但与相近学科的边界是极为模糊的.潘定智教授认为,文化学与社会学、民族学很难分开,“因为它们的研究对象和内容都基本相同”[2].《民族文化学论集》一书先于张文勋教授等所著《民族文化学》出版,在此书中,杨知勇教授系统地讨论了民族文化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提出了如下论断：“等民族文化学研究的是特定民族(或族群)的行为模式,它的涵盖面大于其他学科,其他学科如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并不从属于民族文化学,但它们的研究成果可以深化和丰富民族文化学.”[4]民族学与民族文化学的关系在于“前者研究的是各民族的特殊规律,后者研究的是行为模式.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行为模式涵盖发展现律,而对发展规律的研究可以丰富和深化对各民族行为模式的认识”[4],“民族文化学与民俗学的关系也正如民族文化学与民族学的关系那样,民族文化学涵盖民俗学,而民俗学的研究成果可以丰富和深化行为模式的认识”[4],“社会学与民族文化学似乎也存在难解难分的关系,但由于社会学研究对象是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和发展的规律,它就与以研究一个民族的行为模式为对象的民族文化学区别开来,它与民族文化学的关系,近似民族学与民族文化学的关系”[4].综上,在杨知勇教授看来,民族文化学与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的关系是前者涵盖后者,后者可以深化和丰富前者.对于潘定智教授的认识有所发展,但也并未明确学科边界.张文勋教授等著《民族文化学》对此问题并未涉及,但参见黄泽教授《民族文化学的方法论建设》一文,尽管其出发点是说明民族文化学在研究方法上可以吸收民俗学的理论营养,但同时也可见其在民族文化学与民俗学边界划定上的困惑：“假若我们设计一份民族文化调查提纲,将会发现在具体项目设计上,它更像是一份民俗学(民俗志)的调查提纲,这种类同绝非偶然.”[5]既然在学科边界上与其他诸多学科有着如此多的交叠,我们有什么必要认可民族文化学独立的学科地位呢?

三、学科基本理论的依附性

诚如祁庆富教授所言,“国际文化研究的热潮强烈地冲击着中国的民族学研究,中国民族学发展与创新的历史大趋势正在推出一门新的分支学科――文化民族学”,[4]“忽视文化,冷落文化,是新中国民族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的一大缺憾”.[6]因此,建立民族文化学的初衷在于纠偏“民族学过去较为欠缺文化研究”[1],基石在于西南地区民族文化的丰富,动力在于文化研究热潮的推动.潘定智教授认为,“在这种形势下,创建民族文化学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不仅是形势的必然,也是形势的需要”[2].认可这种必要性和必然性,应该是民族文化学学者的共识,但只有提高对民族文化学学科的认可程度,才有可能达到建立民族文化学的初衷,而要提高认可度,独具一格的理论建树就显得至关重要.我们不能否认上述学者殚精竭虑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果,他们为学科理论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石.潘定智教授的开创之功,张文勋教授等的学科理论建构,都已在学界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然而,学科理论建设是一个不断沉淀升华、推出新陈的过程,近十年来,我们难以看到对学科理论建设的创新成果,而前期的成果已经呈现出学科理论缺乏独立性的弊端.

(一)西方文化人类学的理论绑架民族文化学理论建设

文化人类学经历长期发展,学科理论建设已经趋于完善,由于民族文化学“尊奉文化人类学为背景学科、母体学科”[1],先天就与文化人类学有着难解难分的关系,因此,在理论建设上的独立性难以确立.毫无疑问,学科之间相互采借,互相吸取养分是学科建立的必由之路,但完全笼罩在其他学科阴影之下而缺乏创见,必将丧失学科独立.迄今为止,民族文化学一直不同程度地置身于这种阴影之中.潘定智教授的《民族文化学》作为开创之作,这种倾向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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