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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学论文范文参考文献,与20世纪前期两次关于“国学”与“国粹”、“国故”的辩相关论文格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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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1;情绪.随着其成员政治立场或政治态度的变化,转而为“学”,“提倡国学,在朴说而不在华辞”,表示“致用不足尚,无用不足卑”,指责“通经致用之说,则汉儒所以求利禄者,以之哗世取宠,非也”.从“率意为文”转变为狭小圈子内的“信心之作”,难以产生影响,无法形成推进学术文化的作用.20世纪20年代的论辩,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开展起来的.其口号之一是“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强调“国故”、“国学”,主要是为了“再造文明”或“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将国学研究的使命规定为“使大家懂得中国过去的文化史”,包括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制度史等十大方面,大大超出“保存国粹”的范围,其成就差不多影响着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学术走向.“整理国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已融入到青年学生之中,因而产生出久远的影响.
第二,观念、方法的差异.随着说“国粹”、讲“国学”者历史观念的变化,不再关注社会历史,只把难以实现的思想学说作为研究重点.1906年章太炎“负绁东海”后开始重新认识社会历史,先后发表《俱分进化论》、《四惑论》,认为“进化之实不可非,而进化之用无所取”,称“进化者,本由根识迷妄所成,而非实有此进”.一改先前“熔冶哲理”的观念,认为史学无需名理统括：“诸学莫不始于期验,转求其原,视听所不能至,以名理刻之.独治史志者为异,始卒不逾期验之域,而名理却焉.”［12］讲“国学”主要讲“学说”,包括经学、诸子学及佛学,不包括历史.其《国学讲习会略说》只收《论语言文字之学》、《论文学》、《论诸子学》,《国故论衡》只包括小学、文学、诸子学.刘师培《国学发微》没有界定“国学”,但重点分析经学流变,分门研究诸子.论汉代学术,注意“东汉末年,诸子之术朋兴.治儒家者有徐干,治阴阳家者有管辂,治医家者有华佗,治法家者有魏武、诸葛亮、王昶,然以法家学术为最昌”［13］,与邓实所说“孔子之学固国学,而诸子之学亦国学”［14］基本一致.在方法上,章太炎《致国粹学报社书》说得非常清楚：“弟近所与弟子讨论者,以音韵训诂为基,以周、秦诸子为极,外亦兼讲释典.盖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音韵训诂,其管也；以真理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15］《国粹学报》逐渐放弃社会学原理、进化论思想,基本倾向和方法大体因袭“以音韵训诂为管”、“以周秦诸子为堂奥”的方法,不再关注社会历史,难以产生多大影响.
新文化运动前后,章太炎的思想观念基本回到“仍以儒术为佳”的原地.论经史关系,以经为史的价值标准：“但究史学而不明经学,不能知其情理之所在,但究经学而不明史学,亦太流于空论,不能明其源流也.”［16］认为“疑五史之实录”、“贱可征之文献”、“横欲寻求鸟迹”、“以金石匡史传”,都是“空穴来风”,“只自罔耳”.［17］对于“科学”也表异议,1933年10月在《适宜于今日之理学》一文中直言：“科学者流,乃谓道德礼俗,皆须合于科学,此其流弊,使人玩物丧志,从（纵）欲而败度.”不满新型学校的历史教学,认为“若诚欲昌明史学,非学校改制不可.”［18］
与章太炎思想观念回归相反,“国故”、“国学”论辩从一开始就与“科学的精神”紧紧联系在一起.引发论辩的第一篇文章题目即为《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明确提出：“‘科学的精神’这个名词,包括许多意义,大旨就是从前人所说的‘求是’”.吴文祺《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一文将科学与国故学加以对比,点明二者的相通之处：“科学只是要求真,并不含什么浅狭的功利观念；而国故学的目的,也是要求真.科学用分析综合比较的方法,以求事物的秩序关系,国故学也是如此.科学家有‘无信不征’的口号,国故学家也最重客观的证据.”虽然论辨中各家对于“国故”或“国学”的认识与理解很不一致,但几乎没有不把“国故”或“国学”与“科学的精神”联系在一起的.
正是基于“科学的精神”,“整理国故”或研究国学从观念到方法被逐渐系统化.“整理国故”、研究国学在注入“科学的精神”之后,其范围逐渐出现史学化的趋势.胡适“代表全体”所写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归纳国学研究三大方向的第一条就是“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并说明“历史是多方面的”,“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支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梁启超在东南大学作《治国学的两条大路》的演讲,说第一条路“便是近人所讲的‘整理国故’这部分事业.这部分事业最浩博最繁杂而且最有趣的,便是历史.”吴文祺《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也作如是说：“研究国故,一方面他自身本来具备历史所有的优点,一方面又是完成这种历史的重要工作”.顾颉刚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作《一九二六年始刊词》也明确提出：“研究国学,就是研究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用了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
“科学”的观念,使“整理国故”或国学研究范围史学化；“科学”的方法,赋予“整理国故”或国学研究史学方法.由此,“整理国故”或国学研究朝着史学化方向推进.以“科学”观念生出的疑古精神,引发“古史”论辩,推动对中国上古社会的重新认识；以“科学”观念生出的缜密精神,形成“古史新证”的科学方法,为中国古代研究“另辟一新纪元”.
第三,留下的启示.1.两次论辩,正当社会变革、新旧交替之际.提倡“国粹”、“国学”,是为保存,还是为创新,成为一个重要标志.凡遇到“国粹”或“国学”被滥用时,不妨先弄清楚是“赛先生之‘国学’”,“冬烘先生之‘国学’”,抑或“神怪先生之‘国学’”,不要“莫解国学之实质,而皆以国学名其高”,弄出一些懵懂浅陋、神怪迷信出来,使得研究不是研究,学术不是学术.
2.考订学、文字学、校勘学、训诂学等,是国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从事国学研究、国故整理乃至历史研究,都离不开这些最基本的方法.但如果缺乏历史的眼光、疑古的态度、系统的条理等“科学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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