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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学论文范文参考文献,与20世纪前期两次关于“国学”与“国粹”、“国故”的辩相关论文格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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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这一说法,与黄节的“国粹”说显然不同.邓实为《国粹学报》所写《发刊辞》强调“一国之立必有其所以自立之精神焉,以为一国之粹,精神不灭,则国亦不灭”.但邓实更强调“国学”,在1904年发表《国学保存论》针对“异国异学”,将“国学”视为本国之学.1906年《国学讲习记》进一步为“国学”定义：“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者也,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者,与有国而俱来,因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也.”章太炎在《民报》第7号发表《国学讲习会序》,讲的还是“就广义说的”历史的三项内容,使用的却是“国学”一词,并解释说：“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乃能立者矣.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1907年邓实在《国粹学报》第2号发表《国学真论》,引入西方政治学的理念,说“近人于政治之界说,既知国家与朝廷之分矣,而言学术则不知有国学、君学之辨,以故混国学于君学之内,以事君即为爱国,以功名利禄之学,即为国学,其乌知乎国学自有其真哉!”指明两者的区分：“以人君之是非为是非者”为“君学”,“不以人君之是非为是非者”为“国学”.所谓“不以人君之是非为是非者”,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是通过字里行间表述出来、却实现不了的“空想”或“学说”,主要反映在诸子学说或部分文集当中.在此前后,《国粹学报》内容逐渐发生变化.1906年第11、12号发表章太炎《某君与某论朴学报书》、《与某书》,论“学”而不说“粹”,强调“鄙意提倡国学,在朴说而不在华辞”,开始使用“国故”的说法：“国故日衰,得《朴学报》振起之”.1910年第1号发表章太炎《与王鹤鸣书》,不再以有用无用作为衡量“学”的标准：“仆谓学者将以实事求是,有用与否,故不暇计求”,“学在辨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1911年第9―13号（《国粹学报》最后一期）发表章太炎《与简竹居》,主张将《尚书》、《春秋》与《史记》、《汉书》等同看待,“令后生得以讨类知原,无忘国故”,指责“通经致用之说,则汉儒所以求利禄者,以之哗世取宠,非也”.接受上述影响,1908年刘师培在《国粹学报》创办三周年之际所写祝辞提出“不以学术为适时之具,斯能自成一言”,认为“学古为入官之阶梯,变通乃趋时之捷径”是造成“道衰学敝”的原因.《国粹学报》1909年第13号总结办刊大旨,发布《明年之特色》,提出“力避浮华而趋于朴学”,“训释周秦诸子之书,使尽可读,引申乾嘉诸儒之学,不绝其绪,诠明小学,以为求学之门径,谨守古谊,以毋越先民之训”.
“国学”与“国粹”两个舶来词并行,反映近代社会变革当中,学术与政治的某种复杂关系.黄节在《国粹学社发起辞》中已经点明：“日本之言国粹也,与争政论；吾国之言国粹也,与争科学.”日本谈“国粹”完全出于政治需要；中国谈“国粹”既是学术,又需要借助外来观念做政治宣传.为“激动种姓”,以学术作为革命舆论工具,往往使用“国粹”的说法.但学者的习性注定他们不可能让学术沦为政治的奴婢,在从事学术研究时,往往使用“国学”的说法.章太炎刚出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时“用国粹激动种姓”,而在随后的《国学讲习会序》中则用“国学”一词,即是一明显例证.刘师培自称“为《国粹学报》撰稿,率意为文”,而“民元以还”关于三礼的著述“堪称信心之作”③,可谓又一例证.只有把握住近代社会变革中学术与政治的这一层关系,讨论“国学”与“国粹”才不至于因名词概念而被弄得含混不清.辛亥革命完成“反清”历史使命,“国粹”这一带有政治色彩的词语便随之被弃用,《国粹学报》即便“力避浮华而趋于朴学”,也难免停刊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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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国故”与“国学”的论辩
1919年1月,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创办《新潮》杂志,以“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国学保存会成员、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黄侃与学生张煊、罗常培等,沿章太炎所用“国故”一词成立国故社,“慨然于国学沦夷,欲发起学报,以图挽救”,3月创办《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所刊文章全为文言,不用新式标点.5月,毛子水针对《国故》的宗旨在《新潮》1卷5号发表《国故和科学的精神》,傅斯年在文章结尾处写了一段“附识”,指出“研究国故有两种手段,一,整理国故；二,追摹国故.”“整理国故”一词第一次被提出,指“把我中国以往的学术、政治、社会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统的事物来”.随即,张煊在《国故》第3期发表《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8月中旬,胡适写信给毛子水,提出“应该尽力指导‘国故家’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去做国故的研究,不当先存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12月,胡适在《新青年》7卷1号发表《新思潮的意义》,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说“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功夫”并将“整理国故”分为四步：“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第二步是要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怎样发生,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第三步是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第四步是综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在随后的两年间,胡适先后在各校演讲,都是讲“研究国故的方法”,认为“‘国故’的名词,比‘国粹’好得多.等如果讲‘国粹’,就有人讲‘国渣’.‘国故’（NationalPast）这个名词是中立的.”将四个步骤提升为四种方法：历史的观念、疑古的态度、系统的研究、形式和内容的整理.［8］
1923年1月,胡适“代表全体”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学术刊物《国学季刊》作“发刊宣言”,针对“以为西洋学术思想的输入是古学沦亡的原因”,“以为孔教可以完全代表中国的古文化”,“以为古文古诗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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