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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导致了中国文学在机制的一个彻底更新.1942年毛泽东《讲话》后及1949年后.中国文艺生产方式又进行了一次革命性转换.《长歌沧桑》中写周扬,通过对历史事实的考察,作者认为,红色文学原来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流,这一文学潮流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先以“左翼文学”面貌出现,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进入延安阶段,最终生长出来共和国文学这个果子.这种文学最大的特点,在于“它是充分组织化的文学”.“过去我们说创作或作家是文学的主体,而在组织化的框架下,显然不是这样：因为在作家的创作和发表的前头,先行存在一些决定性的环节,规范、指导甚至直接规定文学生产的所有细节,大到创作方法小到主题与题材的确定,甚至作家的世界观直至作品某一段落的具体描写、用词用字.可以说,在这种文学当中,真正的主体不是作家及其创作,而是组织起来的思想和艺术秩序,创作是在其规范下发生的,至少,在其规范下创作才被接受为文学上的事实.”只有对这种组织化的文学体制有真切的感受和充分的研究,才能理解这一段话所说的意义.正是基于这种大视野下的观照,再来看作者引用周巍峙先生对周扬的概括,“他是左翼文艺坚强的年青领导者,解放区革命文艺的代表人物,他是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家,新中国文化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我们才能理解这个概括确实是简洁而准确.李洁非写周扬,有他自己的眼光.他认为,“周扬一生,是一首变奏曲”,“一共有四个周扬,即：左联的周扬、延安的周扬、‘十七年’的周扬以及‘文革’后的周扬”.而“每个时期的周扬,都大不一样,甚至很不相同”.通过对每一个不同的周扬的“观察”,我们发现每一个周扬都是真实的,这种真实与具体的历史情境密切相关,四个不同的周扬裂变的轨迹清晰可辨而且合乎逻辑――人物性格的逻辑和历史的逻辑,读之真让人“长歌沧桑”.此书写人物,采取回到现场的写法,既重视写人与事的重要的关节点,又尽可能地还原到具体的人和事,还原到细节.大处着眼,小处入手,重视细节,抉微阐幽.《凋碧树》写丁玲,“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当中,实际上只有一个女人曾经做到跟男人在文坛分庭抗礼,只有一个女人一度从风头上盖过了男人,也只有一个女人在历来由男人掌控的文坛权力走廓上走得最远、最深,最接近于这个权力体系的中心.这唯一的女人,就是丁玲.”这不是一句随便说的话,也不是故作惊人之语,而是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历史特别是对丁玲其人丁玲与同时代文人深入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丁玲与周扬,一个是作家,一个是理论批评家兼文坛掌门人,都是湖南人,都有过在上海参与“左联”的经历,又都从红色延安走来,但因了诸种原因,“个人恩怨肯定是有的”.《凋碧树》写了一个细节,耐人寻味.“1953年,东德派作家代表团来华,到丁玲领导的文学讲习所访问.讲习所秘书长田间为此悬挂了四位中国作家相片,这四个人是：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中国是一个非常讲究形式和礼仪的国度,“形式”和“礼仪”,不深究的人往往以为它们就是“形式”和“礼仪”,表面文章,殊不知它们总是包藏着深刻的内容甚至深深的玄机.“鲁郭茅,巴老曹”,这是后来几经琢磨之后的排序.当初,李洁非分析说,延安时期,论创作的艺术质地,论作为作家在文艺界的影响和分量,丁玲恐怕都是实际上的第一人.到共和国文学最初的五六年,丁玲的声望“倘不用‘如日申天’,则不足形容”.当时全中国的作家,老一代的“郭、茅、曹、老、巴”等,声望当然也很高,“但因时代改变的缘故,其实是走下坡路了的,而在经历、背景、资格相近的人中间,不论男女,无一人声望可跟丁玲比”.因此,“只挂四人相片其中便有丁玲,而且,‘鲁郭茅’之后紧跟着就是丁玲,其中‘论定座次’的意味,别人看了无法不触目惊心”.偏偏无独有偶,翌年,周扬为团长、丁玲、老舍为团员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出席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他们去苏联文学馆参观,看见馆内悬挂了中国四位作家照片,也是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而周扬当时是“中国文坛权力场中无人俦匹的统治者”,看如此排序的照片,内心滋味想必比较复杂.还有一个细节,引用的是丁玲1985年的一次谈话：“爱伦堡五二年就问过我,周扬是什么人我说他是我们文艺的领导,搞点理论批评.他说这种人是寄生在作家身上的.”类似这样的细节,李洁非特别注意挖掘,并探究其深长的意味.再比如写赵树理的《“老赵”的进城与离城》,写赵树理解放后进了北京城,不习惯那里新的生活,与其他知识分子也合不来,有一次北京市文联委员在全聚德会餐,他却悄悄地独自跑到胡同口去喝老豆腐.这样的细节,生动,有趣,传神,读了让人印象深刻,同时也让人回味无穷,浮想联翩.史书多了这样的细节,就显得扎实了,具体了,也好看了.写人物,借“人”说“事”,人是一个视角,不从人这个角度观察,有些事情说不清楚；而“事”在“人”为,人在许多重要的历史场合甚至历史的关节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风雨晚来方定――张光年在“文革”后》中写的张光年.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人,对那个时代还记忆犹新,但对当时文坛变幻的风云未必就知其底里,不免有雾里看花之感,读了此文,会有恍然大悟、豁然开朗之感.这里写了一个人,而这一个人与几个人与一批人而且是当时一批文坛甚至国家的顶尖人物都有着联系,发生着各种微妙的关系.一个人是一种力量,而这一种力量与其他另外的力量,反映了历史进程中各种力量的异彩纷呈.而力量与力量的较量也颇具戏剧性,双方进行着或明或暗的拉锯战,正因为是拉锯战,所以显得波诡云谲.透过这篇写张光年的文章,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新时期的文学原来是这么发展过来的,历史是这么走过来的.许多关于当代作家的传记和评传,因为诸种原因,往往写得见事不见人,或者是见人不见心.李洁非笔下这些文坛人物,能让读者见其人又能见其心,这是一种历史态度,也是一种功夫.见人又见心,往往需要一个很好的切入角度.《我这一辈子等》写的是老舍,如何写好老舍,切中肯綮,李洁非有一段话说透了这个问题：“我一直认为,凡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人,都不简单地因为写得好；他的经历、他的思想、他的个性,一定在一段历史、一个时代当中具有某种代表性,能够构成文学史的一个‘典型人物’.”而老舍,“结合他一生的具体实践,我捕捉到一条主要线索：老舍突出表现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代际转换时,作家的处境及可能的努力.”而“文学的代际状况,是文学史研究值得深究的方面.因为,代际这样的一个独特区域,吏织着历史最丰富的精神冲突.”老舍从国统区作家一下子步入共和国,因缘际会,或喜或悲,皆与这个代际状历史方面有关论文范文检索,与写人见心史为鉴相关本科毕业论文范文参考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