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方面有关论文范文检索,与写人见心史为鉴相关本科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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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近六十年了.当代文学的发展也走过了六十年的路.学界有人把共和国成立以来六十年的历史,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碑,分为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分别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历史需要拉开距离看,才能看得比较清楚.六十年一回首,前三十年的文学历史大体上已经尘埃落定,许多人物与事件的真相也差不多水落石出,后三十年的文学历史由于距当下太近,有的轮廓较为清晰,相当多的尚处于斑驳迷离的光影之中,看清,似乎还有待时日.所以,写史论史,前三十年以及后三十年的早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吧,作家、作品,人物、事件,较容易说清,往后则还需要沉淀.李洁非近年陆续发表并结集出版的《典型文坛》就是一部对当代文学史中的风云人物、代表性人物亦即他所谓的“典型”人物进行研究的引人注目的成果.这些人物,主要的文学活动或与文学相关的活动,集中在前三十年,有的则延伸到后三十年的早期.这样的研究,很有价值.李洁非在题为《选择,然后观察》的“自序”中表明：“在本书,我专心致志做两件事：选择与观察.”所谓“选择”,就是“挑选一些自己认为有代表性的人物,走向他们,并由此进入当代文学史”.李洁非说,所谓“代表性”,他不看重这些人物的作为和成就,而是看重他们的遭遇、处境,他们与时代的关系,以及对时代做出的反应.“他们实际上不是作为个人进入我的视野；我选择他们,在于他们都是历史的表现者.”所谓“文坛”的“典型”,即此谓也.李洁非收入《典型文坛》一书的“代表性”人物或“典型”有：丁玲、周扬、胡风、老舍、姚文元、赵树理、郭小川、张光年、夏衍、张恨水、浩然十一人,而他在2009年《钟山》杂志前三期又接着写了路翎、刘绍棠和陈企葭,加起来一共十四人.这十四人或是当代文学史甚至也是共和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或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确实具有“代表性”或“典型”性.丁玲是“五四”文学之后解放区文学即延安作家的代表.周扬是解放区即延安理论批评界的代表,更是建国后中国文坛的掌门人.胡风是国统区左翼理论批评界的代表.用李洁非引用谢泳的观点,丁玲和周扬等是“延安知识分子”的代表,胡风等是“左翼知识分子”代表.老舍是国统区更是二十世纪代际转换时作家的代表.姚文元是“文革”前十年(1956年至]966年)文学批评意识形态化的代表.赵树理是延安“讲话”方向的作家代表,更是解放后跟不上新的“形势”因而显得落伍的典型.郭小川是“战士”与“诗人”,同时也是行政与创作矛盾方面的一个代表.张光年是“文革”后新时期开创时期中国文坛新的掌门人、从“周扬版块”过渡到“张光年版决”的代表.夏衍是二十世纪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的代表.张恨水是畅销书作家的代表.浩然是“文革”作家也是“工农兵作家”――“农民作家”的一个“样本”.路翎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可能成为世界性的作家而后来则被改造为不会创作的典型.刘绍棠之“从‘神童’到‘右派分子’”颇具典型性.陈企霞反映了一个作家在那个时代的政治高压了是如何“屈服”的.十四人,各有代表,堪称“典型”.一个时代的精神或精神特点,往往是通过这一时代的一些“代表性”人物或“典型”人物表现出来的.胡适曾说：“一时代的精神,只有一时代的祠祀,可以代表.围某时之所尊奉者,列为祠祀,即可觇某时代民意的趋向.”李洁非选择叙写的这些人物,虽然当时并未入祠奉祀,以后大约也不会,毕竟时代不同了,但这些人物,皆为一时之翘楚,其时风云际会,或引吭高歌,震动一时,或引领潮流,众皆趋之.如果说不上

历史方面有关论文范文检索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精神,至少也体现了一个时代某些精神特征.历史是一个宽阔的河床,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同时也是泥沙俱下,因而,面对历史,择其典型,就不能单凭一己好恶或陷于某种成见定论之中,而应当对历史进行全面审视,包括对所谓的“反面人物”也要重视,这些“反面人物”往往包含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其历史价值值得重视.李洁非写《姚文元：其人其文》就给人以很大启示,“文革”前十年,风云变幻,风雨欲来,最终黑云压城,少了此人,不好看清,无从说明.因而,透过包括姚文元这样的典型,我们不仅可以见出当代文学史的某个方面、某种情形或某个问题,也还可以见出文学之外更多的历史的时代的信息,获益良多.写史有两个要点：一是史实,二是史识.没有吏实是空论,缺乏史识只是材料的堆积.李洁非说,“观察”是他写人的“方法”,“观察得仔细、详尽、深入,就足够了”.他认为“中国古代的史家们,很少去概括,甚至不怎么发议论.他们总是在观察,把观察到的讲述出来.他们认为事实本身能够说明一切,人们从事实中得到的教益,胜于主观抽象的总结.”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实际上也是李洁非自己的认识：“事实本身能够说明一切,人们从事实中得到的教益,胜于主观抽象的总结.”李洁非特别说明,“本书以人物为主体,但它不是传记,是观察.”“我的目标是,透过他们,把当代文学史的某个方面、某种情形、某个问题看清楚.”李洁非虽然说他的方法是“观察”,但这个观察是靠“眼力”观察的,“观察”并不仅仅是事实的罗列,关键还在“眼力”.说到“眼力”,当然就牵涉到“史识”.而“观察”也要有一定的分析.牵洁非写这十四个典型人物,我们时时可以见到他精当的分析,对史实的分析,这种分析是理性的冷静的,分析中颇能见其史识,明达,透彻.从李洁非的“观察”看,这种观察是在一种宽阔的文化视野申的观察,是在现代价值坐标下的观察.写史也罢,写历史人物也罢,足一定要有大视野的.李洁非写文坛这些典型人物,把他们都放在了一个大的历史视野中观察.李洁非在写胡风时,对其《三十万言书》有他独到的评价,认为此中“唯一包含‘真问题’潜质的”,是其第四部分《附件――作为参考的建议》,这里,胡风越出理论教条之外,面对实际,“显出了一个杰出文艺批评家的敏锐”,胡风切实地考察、思索与文艺实践(文艺生产)紧密相关的文艺生产方式问题.李洁非认为：“这是过去五六十年第一次有人触动这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李洁非从大视野中论述这个问题：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步入“现代”概念,先后有两次根本的变革.一是“五四新文学”,一是“共和国文学”.两次变革所带来的,都不仅仅是新的作家、新的作品、新的文学观念,这只是较表层的体现；在深层,变革实际上在于新的文艺生产方式的建构.“五四”前后,报业发达、科举废止造就出“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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