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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夏先生那个阶段,那是一个批评家能自成一家之言、一言九鼎、一句话可以把人家打死的时代,一个批评曾经在中国变得生死攸关的时代.我没有那样的立场,现在也没有那样的环境.李凤亮：贝克特《等待戈多》里的两个人物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曾以对骂来排解无聊,他们互骂对方是窝囊废、寄生虫、丑八怪、鸦片鬼、阴沟里的耗子、牧师、白痴,但爱斯特拉冈的最后一击是“批评家”,弗拉季米尔只好落败.这里剧作家将批评家调侃成最可恶的一种人,看来批评家给人留下的印象常常不太美好.批评家应该学会可爱.
王德威：是的.一方面,我们知道批评的意思是批而评之,如果一篇评论,尤其是小的书评过分温和的话,常常会有人说：王德威,你应该把话说明白,你到底是捧还是贬!我往往在那个阶段就会退一步,这是基于一种对写作者的体验吧.大陆的情况我不知道,我总觉得台湾还没有一种健全的批评制度,我的文章可能是这本书唯一的一篇批评,我总不忍心书评发表了以后,原作者从此痛心疾首,觉得好像是被误会了.建立批评的传统,还要看你的策略是什么.既然我的个性或动机是希望引起对话,我就没有必要去强烈灌输我自己的意志,或我自己批评的尖锐的能量.但是另一方面,又要运用语言的魅力,很多时候你要讲明白的话已经写在里面了,明白的人一看就知道我的批评的立场,这个就是利用了中国传统修辞的一些技巧.
李凤亮：您觉得理论文体的风格是否也是一个优秀批评家应有的重要标志吧?
王德威：是.但现在我反而很谨慎,因为很多人在警告我过分地经营语言和表达,会以辞害义.我自己也意识到有一个阶段写得比较花哨,尤其在写《当代小说20家》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经验,原因是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当系主任,我的工作特别忙,出版英文书一直没有断过,中文书写变成一个很大的抒发.加上这些作家也是我所尊敬喜欢的,写作时变成好像跟他们对话似的,而且我知道这本书不需要有太多学院式的包袱,信笔写来,每一篇都想要经营出不同的风格.
李凤亮：吾手写吾口,刻意创造一种奇特的“王氏”批评文体?
王德威：对,有那么一点意思.现在觉得需要素朴一点,也许这和我写作内容的转变有关,我现在想更偏向历史跟文学之间的对话,这样就不能再去卖弄文词了,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比较深邃的学术天地.
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
李凤亮：刚才谈到批评风格的成因时,您特别提到在台湾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经历.大陆学界对“台大外文系”现象颇为留意.事实上,海外（主要是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跟白先勇、刘绍铭、李欧梵和您这几位台大外文系毕业生在美国的早期开拓密切相关,当然最早还有早年从大陆来美的夏志清先生、从台大来美国的夏济安先生,80年代以来大陆赴美的学者也日益增多.我感兴趣的是,台大外文系的学习时光,给予您后来的学术生涯怎样的影响呢?是不是真的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台大外文系有着某种巨大的或者独特的教育传统?
王德威：我觉得传统是有的,但是到了我已经是最后,我抓住的是传统的尾巴（笑）.台大外文系最精彩的应该是20世纪60年代,白先勇、李欧梵他们在台大的那个时候.从1949年到1959年或1960年,那种“五四”的学院精神在老一辈文人那里还是存在的.那时候台湾的政治虽仍相对封闭,资源也很少,当时这批学生都还年轻,也就二十一二岁吧,但有这么大的意志、能量、精力去弄自己的大志,以及西方的东西,相互鼓励创作,然后自己联络出版等等,我觉得那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时代,所以我觉得那个传统是存在的.至于这个传统有没有那么伟大,那当然见仁见智,也许传统讲久了就变成一个神话.但是至少在50年代的话,像夏先生的哥哥夏济安还在台大的时候,文学杂志显然有它的影响力,特别是后来白先勇先生和其他人创办的《现代文学》杂志.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我觉得这是台湾政治上相对荒凉的一个时代,但是在文学的创造力上,突然有那么一代年轻人起来了,这就形成了一个传统,所以您刚才所说的那几位都是那个时代毕业的.我到台大是1972年了,其实那个传统本身已经开始有了质变,也就是说那个相对自由的学院的风气,已经没有那样凸显,因为社会的风气已经逐渐打开了,那个政权也不是那样的压抑了,相对的,学院的风格和学院之外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有了更多交流的可能性.我们那个时候所接受的教育本身还是非常严格的,我虽在外文系,但修了全部的中国文学史,用了整整两年修完了这门课的内容.
李凤亮：张错教授以前也跟我讲起过他在台湾政治大学外文系读书时,自修了中文系的许多课程.在那时候这似乎成了一种风气.
王德威：现在没有了,都改成了选修.我当时修足了美国文学史、英国文学史、欧洲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这四个大的历史,全部是必修,所以今天回过头来,有一种非常感谢的感觉.如果说我今天能有什么能力去回顾一下中国传统文学的这些渊源的话,我总会觉得幸好当年没有完全丢掉.至于修欧洲文学史,为后来念比较文学提供了很多益处,因为至少台大都修过了,你给我讲希腊荷马史诗、中古的西方云游诗人,我都可以讲上一些,从头到尾,所以内心非常感谢台大.当时学分的压力是很大的,但老师们均处盛年,而且他们那一辈已经是出国回来,像我的老师颜元叔、朱立民都是留美回来的,所以我可以这么说,的确是有一个传统.
李凤亮：这样的一个师资,很早就给了您一个比较宽阔的世界视野.
王德威：是,就是今天回过来看,台大那几年我还是非常感激的.
李凤亮：后来您就来了美国.大陆曾有学者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分成三代,如果那样分,您应该是属于第三代中的领军人物之一了.您觉得前辈学者对您有哪些影响?
王德威：受前辈学者影响最深的,当然还是夏先生这个传统.他总结出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存在着“感时忧国”的精神.但是我对夏先生的理解也许会比国内的同仁稍微宽广一些,除了他的意识形态立场,因为毕竟有世代的差异,他们感同身受的创伤,我们隔了一辈,心里明白但是没有那么强烈的体验.因为我是从台大来到美国接受的人文教育,能够理解到夏先生那种文学观念的来龙去脉,除了政治意识形态上的信念之外,他的方法学是非常时髦的,属于当时最前卫最现代的.就像过了三四十年之后我们今天有一段时间都讲后现代、后殖民一样,把时钟逆转四十年,夏先生在当时完全是最热闹的,他渐渐地把美国的方法学以致用了.所以在传承上我受夏氏昆仲影响很大.后来有机会读到夏济安先生的书,他的著作虽然不多,但是对我影响非常大,TheGateofDarkness,《黑暗的闸门》,中国国内还没有完全翻译,夏济安先生的方法学我会觉得更新颖、更新兴一点,结合了历史和政治的研究,更世故.
李凤亮：夏济安先生在台大的时候教过您吗?
王德威：我早就错过那个好时候了,夏济安先生1959年就来了美国,但他过世很早,他们那个传奇时代我早就错过了,我所承受的是颜元叔他们这一代学者了.我记得当时也是很妙,台大那几年对中国文学很有兴趣,我读外文系,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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