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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类有关论文范例,与《青春之歌》的音乐叙事相关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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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青春之歌》在创作之初并非以“歌”为名,“最初的名字叫《千锤百炼》,后改为《烧不尽的野火》.”(1)在出版时才定名为“青春之歌”.而在小说中,关于“歌”和音乐的描述却占据了极重的篇幅和地位――《青春之歌》的开篇,林道静便是以一个“音乐迷恋者”的形象进入小说叙事的,对音乐的喜爱是林道静这一形象的重要构成性要素――当她远避投亲的时候“小小的行李卷上,那上面插着用漂亮的白绸子包起来的南胡、萧、笛旁边还放着整洁的琵琶、月琴、竹笙”,(2)“她的行李,除了乐器,便没有什么了”.(3)而在终章,林道静又是唱着“枪口对外,/齐步前进！/等/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维护中华民族,/永作自由人！等”(4)走上街头.整部《青春之歌》可谓以音乐始、以音乐终.不仅如此,“音乐”作为一个颇具暗示性的要素,在始终扼守着小说情节推进的关节点的同时,也始终把持着叙事的情感重心,其作用绝非仅限于点缀和修饰.《青春之歌》中对“音乐”性元素的调配和使用完全可以看作是蕴意复杂的标尺或象征,值得发掘和阐释.
一、文艺青年与音乐叙事的缘起
对林道静以及其前后几代知识青年来说,他们所共同面临的问题是,在接受了现代意识的洗礼、尤其是经过相对系统的现代教育之后,其知识来源、价值观念乃至行为方式都与社会现实产生了不小的差距.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他们是首先被系统化、批量化生产出来的逆子贰臣.同时,也由于客观环境的逼仄和知识青年本身在数量方面的稀少,使得青年们在与社会的对抗中处于劣势,反映在现当代文学中则是对知识青年的一次次悲剧性书写.从《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家》中的觉新、到《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在文学书写中“新青年”与“旧社会”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彼此间的博弈机制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作为“革命青年”序列中的重要文学形象,林道静无疑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她对其所处的生活环境深怀不满,两者间频频发生激烈对抗.在初始阶段,这种对抗由于林道静本身的弱小,主要表现为一种想象性,即以一种“诗性政治”的方式隐形地表达其不满――“她喜欢读书,尤其喜欢读文艺作品.书籍培养了她丰富的想象力和对于美好未来的憧憬,她是个喜欢海阔天空地幻想的姑娘,越读的多,也越想得多.”(5)在此,文艺作品构成了获得“解放”的想象性空间,并予以林道静们对抗世俗世界的动力、勇气和可能,成为某种规划、策略和指南.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革命”的知识分子们往往具有相当的文艺偏好,而具有文艺偏好的青年又往往容易成为革命的预备队伍.革命与文艺的隐秘联系就奠定在它们所共同具有的超越现实的反叛性之上.
在《青春之歌》中,音乐所起到的作用与文学是相类似的,正如小说中所描述的“她除了喜欢文学也很喜欢音乐.此刻放了假,她雇了洋车从学校向城里拉去,车上还带了一堆乐器――笙、笛、箫、月琴、二胡,她那最宝贵的蝴蝶牌口琴就放在口袋里.无论走到哪儿,她总是随身带着这一堆东西.因此同学们给她取了两个外号:好听的叫做‘洞箫仙子’,不好听的叫‘乐器铺’.下课之后,她常常一个人吹着、弹着,这时候看见她的人,都有些惊讶她那双忧郁的眼睛突然流露出喜悦的光芒,也只有这时候,她那过于沉重的神情才显出了孩子般的稚气.”(6)显然,这段描述清楚地表现出了音乐的抚慰功能,它为林道静提供了庇护空间,并使其得以安全、喜悦、摆脱沉重.音乐所制造出的平行世界使林道静获得了短暂而虚幻的安全感,同时这也导致了林道静对音乐的强烈依赖和对现实的极力逃避.林道静对音乐的态度与其对现实的态度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就像她逃家远避之时,却不会忘记带上自己的乐器,这一颇具象征色彩的景观暗示了“逃家――音乐”之间的内在联系.对现实社会的拒绝、排斥、离散情绪成为小说的一种基调,控制着整个小说的主旨,而在这个过程中,音乐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此外,在乐器的序列里,西洋乐器“口琴”具有更加特殊和高级的地位,这也暗示了林道静汲取和认同西方文化资源的背景.林道静身边时时伴随着的乐器暗示了她寻求安全感的渴望及其与世俗现实间的紧张,音乐如同乳母,慰藉着林道静孤弱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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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平衡很快就遭到打破.当林道静最初登场、进入小说叙事的时候,关于乐器、音乐、歌曲的描述构成了林道静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音乐就是林道静的象征.但很快,世俗生活的压力就轻而易举地除去了音乐所能提供的抚慰――“那些乐器她早就没有闲情逸致玩弄它们,陆续都送给了她的学生.”(7)而当她在以后的生活中屡屡遭遇挫折,不仅不能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更有逐步沦为余永泽附庸的危险时,个人化的音乐叙事就更加萎缩,让位于世俗生活的琐碎、卑微和庸俗.流落北戴河的时候,林道静尚以乐器为生命,而世易时移,等到了她与余永泽即将决裂之时,音乐叙事就只剩下屋中墙上“一张贝多芬的画像”了.(8)林道静与世俗生活之间的紧张关系经由音乐的高扬与衰微而得到彰显.
二、世俗压抑与音乐叙事的消逝
世俗生活的存在方式与价值观念始终扮演了《青春之歌》中的负面角色,既站在林道静为代表的“知识青年”的反面,又处于“革命”的对立面.在小说中,世俗生活代表了一种惰性的、稳态的、拒绝改变的力量,认同于世俗追求则被描述为堕落、背叛与同流合污.是“黑暗统治”的同谋甚至于“黑暗”本身.严格来讲,在小说中所谓“黑暗统治”对林道静的压迫其实并没有得到直接的表达,而是被转化为一种伦理面目才得到充分呈现的.林道静所遭遇的诸多困难不能说都是政治压迫,倒不妨说更多是生活危机与伦理危机.一切政治问题都是在“生活化”与“伦理化”之后才趋向于明朗和严重的,或者说,生活危机与伦理危机最终得到的是政治化的解释.而在小说中,生活危机与伦理危机的直接后果,就是作为林道静个性表征与庇护所的“音乐”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遭到全面的拒绝与压制,进而逐渐退出了小说叙事.在林道静没有得到政治意义上的试炼与救赎之前,这些危机就无法得到缓释和解决,而“音乐”也表现为萎靡不振.
世俗生活对林道静的困扰首先表现为经济的压力与谋生的困难,“穷困”铲除了不无奢侈意味的、个人化的“音乐”,也促使林道静在行动上愈加激进.个人化的音乐遭到重塑,最终被整合为革命战歌的一部分.
小说里对林道静、余永泽等一系列“青春”人物的描绘中,有一个细节颇值得重视,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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