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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类有关论文范例,与《青春之歌》的音乐叙事相关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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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失业”描述,余永泽反复强调“现今职业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9),“要早一点准备呀！一个饭碗你知道有多少人在抢”(10)即便是余永泽这样北京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如果没有相当的‘引荐’,还经常处在失业状态中”,(11)林道静只不过是一个中学毕业生,又是一位女性,其谋生的艰难自是可想而知了.于是,当找到杨庄的小学教员的工作时,“由于自己养活自己的理想实现了,她的精神逐渐安静”(12)但很快,收入的稀薄就掀开了现实生活的残酷――“在杨庄每月只有十五块钱的薪水,除了吃饭、发信、零用,她连一身厚棉衣都没有挣上.”(13)而当她与余永泽结合之后,托了关系,在书店里做店员,更是只干了六天就受不了流氓的骚扰,愤而辞职.在与世俗世界的对抗中,林道静可谓全面落败,她所仰仗的“音乐”无力解决任何生存问题,因而遭到尽数剥夺.在小说中登场之初,尚保存着学生身份的林道静还能轻唱黎锦晖的《月明之夜》――“云儿飘,/星儿摇摇,/海――早息了风潮”,(14)其叙事展现出一副柔美浪漫的风姿,但这种浪漫叙事转瞬即逝,从第一部的第五章到二十四章,在整整二十章中都未曾再出现过类似的描绘,甚至于在这些章节中,林道静再也不曾歌唱.这种安排绝非闲来之笔,而是颇具象征意味.这二十章是林道静挣扎求生的二十章,也是她苦苦捍卫自己的价值信仰的二十章,更是她饱受挫折决计改变的二十章.| 有关论文范文主题研究: | 关于现代教育的论文范文数据库 | 大学生适用: | 专升本论文、高校毕业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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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生活对林道静的第二重禁锢体现于其个人价值的难以实现.作为“成长”的结果,林道静投身于革命并非一蹴而就,小说中所安排的佃户出身、“既有黑骨头也有白骨头”其实相当生硬,这种血统设置从根本来说并不足以影响小说叙事与人物成长的变更.在本质上,《青春之歌》仍然是一个受过现代教育、拥有现代价值观念的文艺青年如何面对世俗诱惑与革命召唤并做出选择的故事.踏上社会之后,林道静面临着多样化的人生选择,革命并非唯一的可能,在她真正投身于革命之前,也曾几经努力颇费周章,试图与现实和解.但是,文艺青年的秉性决定了她始终具有波西米亚与布尔乔亚的双重属性,始终难以全面认同市民价值.因而,当世俗世界向她伸出手来时,她便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林道静做出人生选择的价值基础是混杂的,既有着西欧化的、波特莱尔式的“流浪”品格,又有着苏俄化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式的“人的一生不应当平庸地度过”的态度.前者来自于“五四”以来的西学东渐,后者来自于十月革命以来的苏俄话语.两者交错杂糅,锻造了林道静边缘的处境和激进狂热的品格.
如果说林道静对胡梦安的憎恨拒绝尚是出自于朴素的道德传统,那么她与好友陈蔚如的决裂就是这种文艺青年狂热性的明显表征了.当她与陈蔚如再度相见时,陈已经接受了安逸平稳的生活,拥有了一个殷实忠厚的中产阶级丈夫,并且生了一个孩子.对此,林道静表现出了强烈的、由衷的憎恨,她严厉斥责陈蔚如背叛了“与黑暗社会斗争”、“保住清白之身”的誓言,称其生活选择为“嫁阔佬”,两人最终不欢而散.陈蔚如的丈夫是个忠诚、顾家、爱护子女的人,他遭到指责的惟一原因,也只是“南开毕业的,现在是盐业银行的副理”.(15)显然,林道静拒绝一切庸常、有序的市民生活,而且完全否认这种生活选择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当她发现这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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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当林道静听到代表世俗情感的流行歌曲时,歌声就“好像送丧似的传到道静的耳鼓:‘毛毛雨,/下个不停！/微微风,吹个不――停等’”,(16)要知道,这首《毛毛雨》与前文中林道静出场时所吹奏的《月明之夜》均出自彼时流行音乐家黎锦晖之手,两首歌就其风格而论也没有很大的差异,何以在小说中却厚此薄彼、前者是浪漫曲后者就成了送葬歌呢这就只能从林道静个人的价值立场中得到解释――当音乐作为林道静的避难所和旗帜的时候,自然得到彰扬,而一旦沦为世俗立场的附庸和代表,马上就遭到毫不留情的贬抑.
总而言之,个人化的“音乐”的消失象征了林道静融入现实、与世俗生活媾和的失败,显然无论是外部条件还是自我准备,都不足以令双方达成和解.而对流行音乐的憎恶则更加凸显出了她拒绝妥协的底线.这种疏离情绪就只能理解为青春期的骚动与反抗了.故而,来自于世俗世界的压力必须不断增强,才能够将知识青年逼上反叛之路.文学、音乐世界的美好必须由现实世界的丑恶加以反衬才能存在.于是,在林道静的人生历程中,由失怙而离家乃至无业,个人得以保留的空间日益逼仄,随着这些极端遭遇一再加强,林道静便获得了足够的动力来反抗现实,其态度也日趋激进.音乐所具有的复杂意味在此亦表露无疑.
三、革命召唤与音乐叙事的重生
在《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人生之路并没有重蹈子君与觉新的覆辙.小说中存在着一股全新的、强大的力量――共产主义革命的力量,表现在音乐叙事中,就是革命者们极具组织性、团结性和斗争性的歌唱.《青春之歌》中的音乐绝非仅是林道静个人的浅吟低唱和怒火中烧,更有革命者们声部划一、协调严密的合唱与共鸣.这两种不同的音乐、不同的声调此起彼伏――当代表林道静个人取向的轻柔慢板日趋衰弱、几至于灭亡的时候,集体主义的革命合唱却气冲斗牛,愈加激昂.而林道静也正是在加入了这曲合唱之后,才彻底获得了拯救.这一运动表现为一种双向的过程,一方面是林道静的“寻找”,另一方面是革命的“召唤”,两者的耦合终于达成共鸣.由是,桀骜而陷于绝境的个人曲调重新焕发了生机,集体歌唱也日趋强大.
当林道静被囿于琐碎、平庸的求职和家政生涯之中时,革命者的活动却如火如荼,恰恰与之形成了鲜明对照.革命者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慷慨激昂,气势如虹,而音乐和歌曲则是这一气氛的最佳表达途径――合唱本身就意味着群体以相同的韵律、节奏和声调来发出共同的声音,在调动起参与者的情绪同时,也制造出强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进而产生“共同体”的幻景.小说中对“三一八”纪念游行的描绘,就是从人群们“打回老家去！/打回老家去！/打走日本帝国主义！”(17)的歌声开始的,这种合唱的歌声昭示着“集体”伟岸的存在感,炫耀着众人合一的强大力量.“合唱”不仅是“集体”的象征,同时也是“集体”之所以成为“集体”的一种建构性要素,音乐“集合而成一个单独的自我表现和精神旅行的仪式”,(18)无论在广场还是监狱,“同声歌唱”都具有鼓动人心、整合力量的功能,这种景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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