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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出版社准备为中文系出版一套丛书,大家讨论下来定名曰“汉语叙事文学丛书”,第一辑大约是集中系内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同仁们的研究专著或者论文集等相关研究成果,这庶几能够展示十余年来在同济文科复兴中,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力量的集聚和成果的面貌.
从1995年算起,在同济中文学科,我应算是为数不多的老资格了,大家说应该有我一本,但思前想后,还是觉得自己这些年忽东忽西,一会忙于筹建传播与艺术学院,搞起了传媒与艺术,一会又到学校机关,从事行政管理工作,虽说还算是所谓的“双肩挑”(指一些专业教师承担学校行政任务的同时仍然在做教学科研工作,其实,大多数人双肩都没挑好,挑好了一肩另一肩肯定挑不好),没有完全放弃教学和科研,又因为对文化产业、创意产业兴趣无比,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领域没有太多收获,又想,还是把当年在复旦提交的博士论文《新月派研究》整理出来出版吧,也算是一个交代.就我所知,在学界似乎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拿到博士学位而论文不能或者说不去出版,好像有点说不过去,甚至你拿到的学位也可能值得怀疑.可翻翻旧稿,除作为论文已经发表的十余万字外,一时也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再补充,或者就作罢吧.又恨恨地想,就做一个不出博士论文的博士何必非得从众而硬要去凑成一本书呢遂又作罢.
一天,与作家张生(因为家在五角场,1994年他硕士毕业到同济求职,后被告之他被一博士PK掉了,那博士就是我,不想,十多年后,他还是从上海交大调来同济成为同事,算是缘分.据说,张生在交大是很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为了挽留他,交大校长张杰院士亲自驱车从闵行校区到五角场张生家,恳谈了几个小时)博士聊天(这套书中也有他一本,是博士论文),谈到这套丛书,他建议我何不把当年出版的论文集修订一下,不知这话触动了我哪根神经,没加考虑我就接受了这个建议,两人谈到兴奋处,还说明年接着把博士论文出版,后年再出版一本什么东西,再后年再出版一本什么东西,似乎有了连续出击的雄心和气概.说到就做到(这也是我这些年搞点管理工作养成的好作风),次日就约张生一起到出版社向责任编辑游说,向这套丛书几位主事者报告这一最新想法,大家当然支持.当晚,我把这一重大决定通过告诉了远在澳洲的郜元宝教授,不想他次日就回了,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我觉得你决定出那本书的增订本是对的,因为《王实味传》你迟早总要另外出一本更详实的增订本,再说你的文集(指论文集《砖瓦的碎影》,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黄注)我现在还没有呢！其中多数是很扎实的考证和很亲切也很及时的人物访谈,是一本现代文学方面学科意识强而且多有创获的著作,我这方面至今还没有一本类似的书,很想集腋成裘地也弄一本,但很难.也许对我来说,这样的书一本就够了,其中只要有五六篇解决实际问题的文章.我现在对任何长篇大论都不感兴趣,也许中二周之毒太深吧.等我觉得你的建议很好,先不急着写,等到稍微有系统一点的意见,就写一点系列的文章,不求全面,只要有重点突破也行.现在似乎还没有,因为周作人的难度太大了,不过也有一些想法,很刺激的,见面再聊.
就这样,读者诸君看到了还不算寒酸的《砖瓦的碎影(增订本)》了.
元宝教授平时对我多有褒扬,主要是对我曾经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做过一些资料考据性工作的肯定,或许是着意给以安慰吧,因为谁都清楚,在研究界人们不是太看重这类成果.记得去年李安导演的《色戒》公映后,我们一起去五角场万达影城反复观看这部电影,又重新阅读张爱玲的同名小说,还想到丁玲上世纪40年代在延安创作的《我在霞村的时候》,两个同时代的女作家,两部带有异曲同工的小说,研究起来很有意思(遗憾的是,丁玲这部小说的取材之大胆和取向之复杂至今还没有受到研究界的关注),元宝教授后来发表了《都是辩解：色戒,我在霞村的时候》(《望东方周刊》2008年第2期),见地非常.这篇文章就看出他注重史料又超越史料的水准.
在这本文集初版时,我的导师、著名鲁迅研究专家陈鸣树教授和学兄符杰祥教授为我写了长篇序言,对我历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和概括,认为我的论文其实构成了对中国现代文学整体性的观照.其实,当初写文章的时候,哪会有这方面的想法,只是想坚持一点,就是元宝教授在给我的所说的每篇文章都想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
还是说说收集在这里的一些篇章吧.
《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重要一翼》,其实是我当年在杭州大学师从郑择魁教授读硕士时的学位论文,五四直至左翼文学,对于现代中国思想文化来说,西潮的影响再强调都不为过,但研究界在剖析外来因素的同时,可能有意无意忽略了本民族传统和现实生活的巨大作用,这篇文章就是提出一个新文学“内生长性”的论断,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史书写做点补充.《被遗忘的20年代乡土作家》,提出胡也频以他的创作实绩自觉汇入五四乡土文学大潮的论点,记得这篇文章当时投给《福建论坛》,很快编辑就给了回信,录用这篇在写作上还不成熟的论文.《左翼文学、左联文学及其它》是我在2000年上海纪念“左联”成立七十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想澄清几个一直被研究界混用不清的概念,表达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左翼文学偏狭评价的不满.《文学人生：左联五烈士综论》是为上海鲁迅纪念馆编《上海鲁迅研究》而写.其实写这篇文章还有另一层意义,就是对我的硕士导师郑择魁先生的纪念.1995年我曾与先生合作出版了《左联五烈士评传》一书,先生是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在鲁迅研究、左联研究、新月派研究等领域都有开创性的贡献,先生曾长期担任杭州大学中文系主任,呕心沥血,不幸过早病逝.这篇文章,主要越出文学的视野,就五位作家不同的人生抉择进行比对,或许能够看出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复杂与选择的艰难.研究丁玲,冯雪峰无论如何是不能绕过的,《预言与危机：冯雪峰的丁玲论》力求以小见大,从一个案例来解析时代文学思潮的变迁,以及两个人不同的文学世界和相互影响.《丁玲创作中的重要里程》,提供一个文学原型研究的范本,通过丁玲小说《韦护》前后修改比较,以及原型瞿秋白的传记资料,看出丁玲对瞿秋白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充分理解和把握以及心灵上的沟通,如果把小说与瞿秋白后来留下的《多余的话》对照起来,丁玲无疑是一个伟大的预言家,小说家的敏锐感知和独特的捕捉能力完美得到展现.从而,我推翻《韦护》是“革命加恋爱”作品的文学史定论,应该说立论是相当充分的,遗憾的是后来的大量文学史著仍沿袭旧说,我的这几篇还算有些见解的丁玲研究文章,在诸多丁玲研究综述的文章中也寻觅不到.更让人遗憾的是2001年河北人民出版社推出十二卷本《丁玲全集》,《韦护》这部小说仍未能将1930年《小说月报》上的初版本收入,而是收进了后来修改了五十多处的修改本,更不用说给以校勘了.《新文学世界中的瞿秋白》一篇是为《瞿秋白研究》专集而作,瞿秋白作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其人生起伏可歌可泣,多次在同时代作家笔下作为原型塑造,探讨起来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上述论文集中探讨的是从“五四”到1930年代左翼文学思潮和作家,这次编为一辑,虽然文章有少作的生涩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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