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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文学类有关论文范文,与现代性与台湾日据时期通俗文学述相关本科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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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在文中,黄美娥指出“西洋”最初并没有很确切的所指,说明台人对“西洋”的认识是模糊的,但从当时通俗小说可以看出主要是指“法、英、美、德、俄”五国,而法国被视为冒险浪漫之地、英国被当作现代性的源头、美国则被当成避难之地,不同的现代性意涵正好暗合这些国家在当时世界上的形象和位置,说明当时的台湾人对这些西方国家还是具有一定的知识经验.| 有关论文范文主题研究: | 关于通俗文学的论文范文素材 | 大学生适用: | 专科毕业论文、学院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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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早期通俗小说在叙事伦理上的“重德”,黄美娥认为是传统文人利用现代形式的文化移植,“用本地传统道德之眼,去凝视西洋图像,且最终建构出具有强烈道德欲望的伦理大叙事”,“在本以娱乐消费为基调的通俗小说场域类内,巧妙移植了自我的文化传统价值,透过传统文言汉文的中介形式,在面临欧风美雨思潮的‘现代’台湾岛内,进行了一场巩固传统伦理道德的大叙事书写”.传统文人书写现代性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古典的坚守,这种坚守使得20世纪台湾的“西洋想像”充满本土色彩.传统文人摆荡在东方与西洋、古典与现代之间,在现代的表象下是他们对传统伦理的坚守.为此,现代性的引进于他们而言只是他们赢取文坛话语权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也不是自觉主动的,这也是他们与新文学家的最大不同.于是,在跨界翻译西洋图像的时候就存在“去异”与“存异”,“不只是修辞策略或手段,其实还同时顾及了读者反应与审美需求”,主客观原因导致传统文人的“西洋想像”留存着诸多台湾本土的因素,是台湾传统文人对西方的主观创造.他们笔下的“西洋”是建构的,是另一种形式的“东方化”西洋.
此外,黄美娥以通俗文学作品中的新女性形象来彰显时人的现代性向度.与新文学作家笔下受苦受难的殖民地女性形象相比,李氏通俗小说中的积极勇敢的女性形象的建构具有正面的意义.但是,这些具有冒险犯难精神的女侠、女英雄形象,黄美娥也认为“从文学创作的传统渊源看来,李氏汉文通俗小说偏好女侠的叙事模式,一者可能受之于唐传奇中谢小娥、聂隐娘、红线、红拂女书写传统的继承与影响；二者可能因为常与中国文人来往（最著名者为章太炎）,加上三度寓居大陆,在为时不短的时日中,受到晚清知识界认同中国古代游侠特殊心态的熏陶,以及当时若干侠义公案小说中传奇女侠、女刺客救民救国,或变成革命者参与革命事迹的启发,进而形塑出寄托‘女体’化灾解厄、解民倒悬的期望书写.”黄美娥此处对李氏作品中“新女性”的溯源,不管是唐传奇中的女侠还是晚清知识界的游侠心态及狭义公安小说都是传统中国的所有物,是处于与西方现代性相对的位置.黄美娥把“新女性”形象的刻画视为传统文人的现代性表现,不合逻辑.原因如下：一、“新女性”形象除了继承了唐传奇与狭义公案小说外,中国传统叙事中《西厢记》、《牡丹亭》、《墙头马上》、《救风尘》等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也并非礼教下束手待毙的羔羊,而是勇敢追求爱情,在逆境中懂得自我救助的坚强女性.所以,不管是从求新求变的现代性思维还是现代性的西方源头来说,把传统文人作品中的“新女性”形象归为现代性都说不通,与其说她们是性别现代性的表现,毋宁说她们暗合中国传统的叙事脉络,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台湾的传承,也是传统性与本土性的表现.二、与新文学作家相比,通俗小说中的“性别思维较诸后起的‘严肃’新文学显得活泼而开阔”,这种反差现象的出现并非因为传统文人具有现代思维,新文学家不具有.其实,这种情况是由文类性质决定的,通俗小说的读者取向、消遣娱乐的性质决定了人物形象的活泼清新,而新文学家自觉承担着批判和启蒙的责任,他们笔下的女性形象变成殖民地台湾的隐喻,为此多是受苦受难的女性.三、李氏等人通俗小说中的保守的女性贞操观、男权意识等,证明了“新女性”的刻画只是手段,新女性的形象如果说有其“现代性”的意涵,也只是客观意义上的召唤时人关于女性勇敢坚强的思维意识,而非主观上的现代性启蒙意识.李氏笔下的女性再勇敢开放,追求真爱,在贞操问题上依然坚持传统,就说明李氏的现代性只是表面,骨子里还是流着传统中国的血液.
“东亚”是目前台湾学界的焦点之一,是西方文明之外又一个参照点.“台湾的历史经验,很难脱离东亚文学发展的脉络与存在.在日据时期,台湾作家大量吸收明治大正以降的日本文学遗产,同时也迂回接受五四以降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能量.无论是左翼或右翼的作家,都在他们的阅读过程中触及日本与中国文学的文学思想与艺术精神.”殖民经验使得台湾文学的现代性进程被纳入到中、日关系多重纠葛的东亚大环境内,如今台湾学界把“东亚文学”视为“大陆文学”之外的又一个参照点.“东亚”其实是个很复杂的概念,有人认为东亚是殖民主义的产物,“是西洋帝国主义来到之后,做为西洋帝国主义的对立面的存在”.同时“东亚”概念与日本关系密切,“文化史上的‘东亚’概念,亦是在帝国日本面对东亚的视野中得以成立.”尽管人们对“东亚”的认知未必完全一致,但是台湾文学与东亚的关系日渐为人所重视.
随着殖民统治的深入,在“皇民化”运动下新文学一度遭到禁绝,通俗文学成为保持汉文斯文的媒介.通俗文学与台湾殖民地的历史语境、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野心和台湾新旧文人的努力等多重纠葛的局面引起学者的关注.柳书琴关于通俗文学的不少论述就是从“东亚”视野切入,挖掘台湾通俗文学与大陆上海通俗文学、伪满州国的通俗文学在日本殖民体制下的互动,以及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殖民构想对台湾通俗文学的影响.她企图把台湾的汉文通俗文艺放在东亚的脉络下思考,使其与东亚研究相互链接.柳书琴认为“1895-1945年期间,台湾汉文通俗文艺随着现代都会文化的诞生获得快速发展,并逐渐纳入20世纪前半期的东亚华文跨文化流动中,成为其中一环.它受到中国方面的影响最深,也受到日本东亚殖民体制下短暂形成的新文化圈内部多重地域之间的交互影响；此外,在跨域文艺流动以及文化跨越的过程之外,也反向出现了在地文化主体自我认同强化之反馈式影响.”她进一步指出,在日本帝国“东亚殖民体制”重层、多边的文化流动网络中,“中、日、台、满、上海之间的东亚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都会,被编入一个政治控制强弱不同的新文化体系,在殖民地与沦陷区之间,通俗文艺跨文化流动出现了一些有别于过往的网络和发展.”柳书琴的整体框架很大气,把日据时期汉文通俗文艺放在日本东亚殖民体制下论述.习惯上,东亚应该是含纳中国、日本、韩国的,在孙歌、陈光兴、旺晖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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