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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2;成“dou－ble－barreddoor”(双闩门),在“扃”字上固然贴近,但“宁”字的凄清之意荡然无存.这种不懂中文,从文本到文本的翻译虽然不失为一种独特的文学交流,但终究属于无本之源,不过是一种同义反复的赘述.

据笔者调查发现,《南风》杂志自创始之初就颇具世界主义倾向,发表了大量海外文学作品,1944年第l期介绍了普希金,1945年第1期介绍了马雅可夫斯基,1949年第1期介绍了当代新西兰诗歌,1954年第1期介绍了DH劳伦斯在澳洲的情况,1958年第1期介绍了于勒凡尔纳(JulesVerne)的作品,1965年第3期介绍了英国作家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Trollop)的澳洲小说,但除了两次“重小”事件之外,始终置伟大的中国文学于不顾,无论是现当代,还是古代,无论是出自本国还是他国华人笔下,都是如此.进入90年代,情况才逐渐好转起来.1989年,澳大利亚小说家、前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曾在上海华东师大外语系讲授澳大利亚文学为时半年的周思(NicholasJose)出版了一部关于89事件的长篇小说(AvenueofEternalPeace).其后不久,他于1992年在《南风》杂志第3期发表了一篇题为《非关汉字：翻译中国》(Non－ChineseCharacters：Trans－latingChina)的文章(pp.3－11),提到不少以中国为题材的澳大利亚小说,如乔治庄士敦(GeeJohnston)的《一车粘土》(ACarloadofClay,1971),其中有一个人物是其在中国认识的诗人闻一多；以及中国诗歌对澳大利亚诗人的影响,如罗丝玛丽多伯森(RosemaryDobson),约翰特兰特和费茨维基(FayZwicky)等.至少从《南风》杂志出版史看,这是第一篇比较深入反映中国文学在澳大利亚流布情况的文章.其中也谈到了周思作为一名澳大利亚作家对中国文学的看法.他是这么说的：“中国叙述文体具有典型的片断插曲、漫无头绪、传奇冒险、以及零敲碎打等特征.”(p.8)无论这种看法是否全面,它至少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切入.此后,《南风》杂志分别在1995年第2期和2003年第1期共登出两期翻译特刊,发表了包括《大雁塔》在内的六首韩东译诗(1995,No.2,pp.45－52),译者是陶乃侃和托尼普林斯(TonyPrince)和欧阳昱英译的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杜甫(《春夜喜雨》、孟浩然(《春眠》)和三F维(《渭城曲》)各一首(2005,No.1,pp.53－54).其间还在1995年第4期发表了裴希敏(simonPatton)译的于坚一首《啤酒瓶盖》(pp.166－167).还通过书评方式介绍了陈顺妍英译的杨炼《Yi》诗集(2003,No.2,pp.190－193),以及不少澳洲华人的文学作品,如ChouLi－ren、Xiao、陶乃侃和欧阳昱的诗,潘孜捷(zijiePan)的短篇小说和SelinaLiDuke的散文.不能说全面,但至少“零敲碎打”地引入了一些片断的中国文学风景.值得注意的是译介当代中国诗歌时译者的介绍.陶乃侃和托尼普林斯注意到韩东诗歌中的“非诗语言”,“对个人情感的节制”和“对陈腐词语的运用”,认为其诗“洞见了城市生活中容易被忽视的情感一面.”(1995,No.2,p.45)裴希敏观察到于坚诗歌中“每日平庸的生活成为新风格的基础”之特点.(1995,N0.4,p.166).评论杨炼《Yi》诗集的克利里夫斯(KerryLeves)称该作为一部“奇书”(extraordinarybook),令西方读者想起尼采和兰波.(2003,N0.2,p.190)其诗“色彩斑斓,生动,浪漫,土气扑鼻――是一位先知对死亡、再生、苦难和升华等主题的狂想曲.”(p.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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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南风》杂志在九90年代和21世纪的头五年中所经历的轨迹反映出这家杂志已逐渐意识到翻译于文学交流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地实践之.尽管对中国文学的门敞开得尚不够大,但相较于前五十年,应该说有了长足的进步.据该杂志现任主编戴维布鲁克斯(DavidBrooks)说,中国文学介绍得很少主要与缺乏中国“材料的翻译”和主编偏好有关.他很自谦地说,我们杂志(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尚处在“赛珍珠”时代.我在回信中除了提到个人口味、选编原则和关系等原因之外,也提到了时代原因(“白澳”政策、冷战)等,以及一个十分不可忽视的问题,即中国文学在西方一向不被认为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部分,而是一个专门领域,需要专家(往往不是文学评论家和批评家)来探讨和介绍.高行健英译作品在澳大利亚出版之后,澳洲报界延请所谓“中国专家”(Chinaspecialist)而不是文学评论家来写书评,就很说明问题.说到底,这是西方在把中国政治化的过程中连带着也把中国文学政治化的一个严重倾向.

《米安津》杂志

《米安津》1940年创刊于布里斯班,第一期仅有8页纸,逐渐扩展到双月刊,从1943年起改为季刊至今.据第一任杂志主编克勒姆克里斯特森(clemChristesen)称,该刊任务是提供“公正无私的批评,对所有有关的思想都感兴趣”,“灵活多变,但诚挚本意不变”,其“原则问题”就是“不附属于任何原则”.67年来,这本在澳大利亚颇有影响的文学杂志在面向世界的同时,主要把重点放在推介澳大利亚本国作家作品上.刊物创始之初的40年代和50年代,曾不断有对中国文学的介绍,大量选译了古代诗歌作品和少数现代作品.60年代,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为有关中国和亚洲的政论性文章所代替,70年代和80年代除了个别介绍澳大利亚华人作家作品之外,对中国文学只字未提.90年代开始升温,直到2005年末,几乎每期都有关于中国文学或华人文学或艺术的介绍,反映了该刊从开放走向封闭,又逐渐走向开放的全过程.

在早期向澳大利亚介绍中国文学的人中,R奥姆斯比马丁是一个重要人物.前面曾提到他在《南风》杂志1940年首刊介绍了《金瓶梅》.在《米安津》1943年第一期,他以短文介绍了古今中国的文学情况,认为研究中国的哲学和文化“不仅会丰富我们(澳大利亚人)的国民生活,而且能让我们在东西方的结合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当年有这种见识的人是不可多得的.遗憾的是,号称拥有关于从1780年以来澳大利亚94000多作家和文学组织几十万件作品资料的AustLit网站(http：//.austlit.edu.au/about)却时至今日(2007年7月14日)没有这位先生的任何资料.基于马丁上述文中的超前认识,他不遗余力地介绍古代中国诗歌,特别是唐代诗人诗歌.这包括他在该刊1944年第二期推出七首英译的王维诗(pp.97－8)；1946年通过米安津出版社出版一本总计六页,题为《山水：中国风景诗歌翻译》(ShanShui：Translations0fChineseLandscapePoems)的中国古诗翻译集,该诗集曾被誉为澳大利亚第一部中诗英译集；01953年第三期推出的王维译诗四首(pp.314－315).马丁对王维的喜爱来自他对王维诗歌深刻的认识.他说,王维诗歌是诗与画这“两种艺术的完美融合”,其“文字图像具有罕见之美”.0他认为王维对大自然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未因其短暂易逝而像李白那样惊倒,也因意识到自然之美而不像杜甫那样对社会感到愤懑和不满.最后,他以一个关键词enjoy(欣赏或愉悦)总结了王维的诗歌精髓,即王维的诗歌表现了对山水的欣赏愉悦态度.

CP费茨杰拉尔德(c.P.FitzGerald)(1902～1992)是澳大利亚历史学家,21岁去中国,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直至1950年返澳.主要著作有传记《天子：唐代奠基人李世民》(Son0fHea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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