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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类有关论文范文参考文献,与走出经学时代相关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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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源于其批判性,失去思考独立性的最终代价必然是思想创造性的缺失.如果说儒学的政治化是以儒学的思想创造性缺失为代价,那么儒学的神学化则是以包括其他学派在内的整个思想界的创造性缺失为代价.当儒家经典被神学化为万世常法,其他一切学说皆成歪门小道,即使不被完全取缔,也必然为儒家经典所笼罩.先秦诸子争鸣的思想氛围和互相攻难的学术风气不复存在,荒谬的灾异之说和谶纬之谈渗入学术生活与思想世界,最终的局面只能是整个学术界与思想界的“万马齐喑”.
两汉经学家的著述形式近30种,但基本上都是笺、注等章句形式.这种引经据典式的“笺注主义”[4]可以用“章句化”一词来概括.这种方式对于名物训诂、字词考订可能有其长处,但其“非论证性与模糊性”[5]对于思想创构与理论创发却弊端重重.这些弊端可以归结到一个词即繁琐.繁是繁复,琐是琐碎.繁复之极以至于《尚书·尧典》的篇目能说十余万言,对于哲学创构来说无关紧要的“曰若稽古”四个字竟能解释两三万字.哪里还有精力和时间进行思想创发?琐碎即成片断而不系统,中国古代著述中的哲学思想只能是星光乍现,让人难以遽捉.政治化、神学化与著述方式的章句化成为两汉经学家心头的“三座大山”,严重束缚了两汉哲学的创造性.两汉四百余年,有影响的哲学家和哲学经典乏善可陈,在一般的哲学史著作中,除了少数几个人,其余不是“没有多少东西可讲”,就是“无不匆匆带过”.如果说儒学的政治化与神学化的不良影响在民国以后日趋衰微,著述方式的章句化对中国哲学的影响则一直延续至今.著述方式章句化的典型特征是思想对经书的依赖.依赖的程度有高低之不同.高度的依赖是学者思考任何问题,首先想到的是经书怎么说,然后才是自己怎么看.[6]低度的依赖是学者虽然已有某种看法,但最后还是要到经书里寻求佐证.这两种程度的章句化形式,用陆象山的话说即“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共出现三个概念：我、注、六经.“我”是著述者,“注”是著述形式,“六经”是取材范围.但无论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我”的思考范围逃不出“六经”,“我”的思考方式都是“注”.“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只不过是“我”与“六经”在“注”的过程中所占量之比重孰多孰少,并没有质的不同,都仍然是一种章句化形式.“我”没有真正的独立性,没有从“六经”及对其“注”中解放出来,而是一直淹没在对“六经”之“注”中.
如果说两汉经学的著述是高度的章句化,那么宋明心学则属低度的章句化.陆象山曾将其学归于“因读《孟子》而自得之”,“自得”即自己的看法,“因读《孟子》”则是到经书里寻求佐证.王阳明龙场悟道后接着做的事儿是“证诸《六经》、《四子》”,所悟之道是获得自己的看法,“证诸《六经》、《四子》”则是到经书里寻求佐证.按照明儒罗整庵的说法,这叫“取证于经书”.由此可见,清儒顾亭林“经学即理学”与方以智“藏理学于经学”之语,的确道出了“古代仅有‘经学’,没有所谓‘理学’”[7]的学术真相.这也是经学时代中国哲学著述方式的一个共相.
儒家哲学现代化的范式转换
无论曾经有过什么样的辉煌,也无论一些人对它有多么深的情感,事实是作为经学的儒家哲学已经成为历史.今天争论的焦点无非是从经学时代走出来以后,儒学到底如何适应现代社会.这个问题可以称之为“儒学的现代化”.“儒学的现代化”可以从政治、文化、经济等多种意义、多个层面来开放地理解,这里仅从哲学的层面来理解,指的是将附着在传统儒学身上的政治化、神学化、章句化等非哲学因素剥离掉,从而使儒学以一种纯哲学的姿态融入中国现代哲学甚至是世界现代哲学.
儒学现代化的首要工作是去政治化,亦即政学分离.儒学的政治化使儒学自身大受其害,直到今天仍遭人诟病.儒学必须自觉远离政治而不是积极地靠近政治,才能不为政治利用,也才能独立自由地发展.所以所谓复古更化的“政治儒学”千万别实现,如果真再有个汉武帝推行这种主张,儒学必定再次被政治利用,再次被搞坏,再次讨人厌.而且如果儒学老是想着向政治靠拢,其结果也必定是儒学再次被政治利用.所以只有儒学自身主动去政治化,自觉地与政治拉开距离,才能真正现代化.
儒学还必须自觉地去神学化,亦即（宗）教学分离.儒学必须自觉地脱去塑造生命、拯救灵魂的救世外衣,“儒教”之争才能不平自息.儒学神学化的社会土壤已经失去,现在只能在一些孔庙里当作一种历史文化欣赏来表演.如果一直保持这种状态,未必不是好事.当然,如果是为了普及传统文化知识,提高国民的文化素养,像一些儒学推崇者所提倡的那样,在家庭社会中进行读经活动,在学校教材中适当增加儒家经典的分量,这是必需的.而且关于这一点,儒学的仇视者不但不能阻止,也不必阻止,更阻止不了.
儒学现代化的第三步工作是研究方式的去章句化.章句化的著述方式是一种片断化的书写方式,不利于系统的哲学表达.在重写中国哲学史的讨论中,一些学者曾提出“哲学性的诠释”、“训诂哲学”、“经学哲学”等方案,以改进中国哲学的书写方式,以便传统哲学更好地与现代哲学接轨.但这些说法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仍然只是“六经注我”的现代版本,而“六经注我”仍然是一种低程度的章句化.所以这些提法不能完成儒学现代化的任务.去章句化要去一切章句化、各种程度的章句化,不但要去“我注六经”,也要去“六经注我”.去章句化后的儒学研究是一种纯哲学表达,这里暂且用“思辨儒学”来概括.“思辨儒学”即以“儒家的真精神”为观照,对现代社会人生中的大问题“一无依傍地独立进行纯哲学的研究”,而不要总是想着引经据典、于儒家经典中找证据.
当然这就需要弄清两个问题：一是何谓“儒家的真精神”?二是何谓“一无依傍地独立进行纯哲学的研究”?“儒家的真精神”是指先秦“子儒”关于礼乐教化的制度设想或设计、道德仁性、道德实践的终极关怀等精神向往.“一无依傍地独立进行纯哲学的研究”包括三个要点：一是根据现代社会人生的实际状况,引出具体的论题；二是紧扣这些论题,进行系统而完整的论证；三是通过论证,得出自圆其说的结论.论题可以是思想性的,也可以是现实性的,但这种现实性并不是参与现实,而是从理论上对现实进行理论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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