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维持了较高的增长率,GDP年均增长率维持在10%左右。但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我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却在不断恶化,主要表现为国民收入分配不断向企业和政府倾斜的特征,形成居民低收入分配格局。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的比重由1998年的53.1%快速下降至2007年的39.7%,其后有所上升,到2016年达到47.5%。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这种变化直接导致中国最终消费率(消费/GDP)由2000年的63.3%急剧下降到2009年的49.5%,到2010年下降到48.5%,其后有所上升,到2016年上升到53.6%。与这种收入分配和消费状况相伴随出现的是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滞后性,2009年,中国GDP构成中第一产业占比为9.80%,但城乡人口结构中乡村人口占比却达到51.66%,到2016年,GDP构成中第一产业占比为8.6%,但乡村人口比重仍高达42.65%1。
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的原因何在?为何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与城镇化滞后的关系是什么?
进入新世纪,许多学者开始对引起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决定因素展开研究,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1](p99-115)认为:结构转型和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李稻葵等(2009)[2](p54-68)认为:中国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变动趋势是基本符合库兹涅茨“倒U曲线假说”的;龚刚和杨光(2010)[3](p70-82认为:现阶段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下无限劳动力供给是工资性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林毅夫和陈斌开(2013)[4](p1109-1140)则认为,政府的发展战略选择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演变的重要决定因素。罗楚亮(2018)[5](p1-8)提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差距变动,应归因于具体的经济发展模式、某些具体的经济政策作用的结果。关于城镇化与收入差距,Pau1,Katy,RoyandKalpana(2012)认为,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SumonMajumdara,AnandiManiandSharunMukand(2004)认为,政府政策的偏向使各种资源都会流向城镇,这将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陆铭、陈钊[6](p81-101)认为,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陈斌开和林毅夫(2013)[4](p1109-1140)从实证角度研究了政府发展战略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并分析其核心作用机制——城镇化。
面对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及国内国际出现的新形势新变化,本研究将在其他学者对收入分配问题研究的基础上,侧重于对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所占份额的特征研究,并力图找到这种特征变化的内在影响因素。本文认为,不同阶段政府的发展战略选择与中国城镇化特征、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表现密切相关。把居民收入占比变化与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方式联系起来,与城镇化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探究居民收入分配变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为我国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全面小康实现提供政策参考。
对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相比是帕累托占优的: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城镇化水平将与经济发展进程同步,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收入分配状况趋于合理化;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相比,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降低城镇化水平,重工业优先发展所表现出的赶超程度越高,城镇化水平越低,即农村剩余人口向城镇转移受到抑制,城乡和工农收入差距的存在导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出现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
如果一个低收入国家的政府按照本国资源禀赋状况选择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在发展过程中根据比较优势原则选择生产技术和产业,其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趋于一致,导致收入分配状况趋于合理化。在工业化初期阶段,由于劳动力资源丰富,低收入国家选择劳动密集型技术进行生产,能够吸引农业人口不断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有序转移,这是低收入国家通过工业化实现城镇化的过程;利用劳动密集型技术进行生产符合比较优势,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企业可以实现较高利润,资本不断积累,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也可以不断上升;随着资本积累增加,资本要素变得充足,资本要素的充裕使得经济中主要使用资本密集型技术,国家财富积累的速度较快。在这一经济发展过程中,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变化,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资本要素发生了由稀缺到丰裕的变化,而劳动力要素则发生了由丰裕到稀缺的变化,由于生产要素的配置实现了与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动态一致,因此,包括工资在内的要素收入水平随着经济发展不断上升。即,在按照比较优势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变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劳动要素发生了由丰裕到稀缺的变化,其收入份额也将不断提高,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也随之改善,这说明城镇化和产业结构转变本身并不会导致收入分配恶化[4](p81-101)。
在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其资源禀赋结构是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缺乏,如果在这一资源禀赋条件下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由于重工业的高资本依赖、低劳动需求特征,将导致城市就业人口数量降低,就业人口数量少将进一步加剧劳动力要素的过剩,从而在城镇化水平相对下降的同时,劳动力要素的价格也会下降。另一方面,在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由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符合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重工业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其发展必须依靠政府的各项政策扶持,因此,这些依靠政府优惠政策生存的重工业企业不具备形成相关产业集聚的能力,从而影响产业发展,阻碍城镇化进程。
根据人均GDP水平判断,目前的中国还处于以经济发展带动城镇化的阶段,由于国有企业中重工业企业占比较大,这些企业吸纳就业能力相对较低,减少了城市就业渠道,因此,国有企业比重越大,则城镇化水平越低。经济开放程度与市场化程度密切相关,经济开放程度高,则市场化程度一般较高,在市场化程度高的经济开放部门,比如国际贸易部门,其产品一般都是符合比较优势原则的,在中国目前阶段,市场化程度高的部门,其产品的劳动密集程度较高,这些企业就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城市就业机会的增加吸引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流动,带动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对城镇化水平起到正向影响,即企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推动中国城镇化进程。城市偏向的各种政策其主要作用是强化了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对城镇化产生的负面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政府的各种城市偏向行为不仅无法有效推动城镇化,反而可能阻碍城镇化进程。
在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如果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增加对稀缺资源资本要素的需求,同时降低对丰裕要素劳动力的需求,加剧劳动力资源过剩状况,进而由于劳动力供过于求的不均衡状况加剧而降低均衡工资水平;同时也将加剧资本要素的稀缺程度,进而由于资本的供不应求而提升资本收益水平,这种扭曲的资源配置状况在导致出现居民低收入分配格局的同时抑制了城镇化进程。而政府如果在较长时期内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导致国内要素禀赋结构失衡状况日益严重,经济发展停滞与城镇化进程缓慢并存,收入分配状况变差。因此,超前工业化是收入分配状况恶化的主要原因。
城镇化的速度决定于两个主要因素:一个是资本积累的速度,另一个是单位资本与劳动的结合比例。由于重工业更多使用资本密集型技术生产,其单位资本需要的劳动数量少于劳动密集型技术;另外,由于在低收入水平下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符合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企业利润只能依靠政府政策的扶持,企业资本累积速度较慢。资本积累慢和劳动需求低共同导致低收入国家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的城镇化速度变慢[4](p1109-1140)。
城镇化水平内生地决定于政府发展战略,发展战略和城镇化是高度相关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相对降低城镇化水平,延缓城镇化进程;重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和城镇化水平的相对下降有利于资本收益的提升而不利于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从而导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出现居民低收入分配格局。并且,城镇化水平对收入分配状况存在持续性的影响,因此,发展战略的转变会对城镇化产生显着影响,从而影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会导致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步提升,进而使得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趋于合理化。政府发展战略和城镇化影响居民收入的机制可以在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实践中得以验证。
起始于1978年底的中国改革开放,通过在农业生产中推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农村大力推进乡镇企业发展、在城市进行企业制度改革等一系列的体制变革,实现了发展战略调整,极大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工业化战略可概括为:轻重工业协调发展战略,重点发展农业和轻工业、适当控制重工业。主要表现为:一是农业和服务业的快速增长,从而使得三次产业结构开始趋于协调发展。二是,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发展迅速,工业内部轻重工业比例趋于协调[4](p1109-1140)。1979—1992年,中国工业化的战略取向开始从重工业优先发展向轻重工业协调发展转变。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解体。
1978年以后,发展战略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产业结构优化,使中国城镇人口的比重增加很快,1978年为17.9%,1979年上升到19%,到1992年达到27.46%。这一阶段,中国城镇化进程最大的特点是速度快,而且保持比较均匀的增速,是新中国历史上城镇化发展较为健康的一个阶段。这一时期城镇化发展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速度快。这一阶段的城镇化是前期城镇化几乎停滞基础上的一个快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城镇化基本保持了年均一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第二,增速稳定。这一阶段的城镇化处于匀速增长过程中,不存在大起大落现象。第三,同步性。这一阶段的城镇化是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工业化战略转变等联系在一起的,符合这一阶段的中国资源禀赋结构特点,基本上表现出与这一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的适应性,呈现出经济增长与城镇化同步推进的局面,因此,城镇化表现出明显的协调性、健康发展的特征。
在新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发展目标落脚于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增长上,即由解决温饱、实现小康到生活比较富裕,因此,从战略层面上推动了居民低收入分配格局的松动。
在这一时期,发展战略的变化起到了调整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分配关系的作用,国民收入分配开始向地方政府和劳动者倾斜。随着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也由1978年以前偏向中央政府和重工业,转向地方政府和劳动者。1978—1992年间,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中中央的比重维持在30%左右,地方比重维持在70%左右2。职工工资总额迅速增长,1978、1980、1985、1992年的增长率分别为10.5%、19.4%、22.0%、18.5%,高于同期GDP的增长比率。这一时期,国家安排了大量城镇劳动力就业,提高一大部分职工的工资,再加上奖金制度的推行等,城乡人民生活有了显着改善。
这些改革措施对居民收入的提高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表现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上,即,在1978—1992年期间,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演变的明显特征是住户部门收入占比不断上升,这是中国居民低收入分配格局松动的具体表现。
改革开放以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的主要变化,是从1979年开始中国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处在不断提高过程中,由1979年的46%上升到1990年的55.8%3。从本质上看,这是在纠正以前被扭曲的要素价格,是劳动这种生产要素要求取得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合理份额的强烈要求。
1993年至2010年期间,中国工业化进程出现了重新重工业化趋势,特别是从1999年以后,重新重工业化的趋势更加显着。1999年重工业增长速度超过了轻工业1个百分点,到2003年则高出4个百分点;重工业的比重也从1997年的53.8%猛增至2000年的59.1%,2003年更是快速上升到64.3%,几乎接近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时期的最高纪录(1960年的66.6%)4。从1990年代后期到2008年,中国重工业产值增长迅速,工业结构的重化工特征日益明显。
由于前期中国城镇化水平过低,在重新重工业化战略作用阶段,中国城镇化进程首先是表现出快速发展状态,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一直到1995年都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1995年世界平均的城市化率为45.3%,中国为29.04%。1995年之后中国的城镇化率有较快提高,到2008年达到45.7%,2010年为49.95%5,但是这一阶段的城镇化又表现出另一方面的问题:即不完全城镇化。
这一阶段中国城镇化的不完全性主要表现在:第一,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相对于这一阶段的快速工业化,由于管理体制的限制,城镇化仍呈现明显的滞后状态,这一状况所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涨导致一些中型城市出现“产业空心化”,产业过早转移使得这些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第二,城镇化的速度大于质量,“人的城镇化”不足,突出的问题是2.6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进展较慢,在2012年统计的52.57%城镇化率中,城市户籍人口只有35%6,约有2亿人没有城市户籍,不能平等地享有城镇的各种公共服务。第三,倾向于“土地的城镇化”,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导致城市建设重复严重,相关产业在完成了资本技术积累后跌入“升级陷阱”[7](p5)。
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应该是与相应的经济增长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紧密相连的,中国则是在城镇化水平滞后的情况下,经济取得了快速增长,但是,城镇化滞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形成了瓶颈约束。
从形式上看,这一阶段的重化工业发展与改革开放前的情况大致相同,因而对居民收入的抑制因素也基本一致,是居民低收入分配格局重现的阶段。
第一,重新重工业化导致国民收入向资本和政府部门倾斜。重工业化必然要求国民收入向资本和政府部门倾斜,因而导致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加强,这种加强又强化了收入向政府和资本倾斜,最终导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的持续下降。第二,重工业对就业的吸纳有限,降低了居民收入增长的来源。随着中国重工业的规模扩大,重工业发展与增加就业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一方面是由于随着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降低,另一方面是由于随着工业结构的不断重型化,对资本的需求高于对劳动的需求,从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
这一时期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最大变化,是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比重发生了重大的调整和变动,使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显着变化。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迅速增加,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住户部门的收入绝对量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另一方面,从分配结构上看,三者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政府部门、企业部门、住户部门三者的关系调整和变动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住户部门所获得的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过小,即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过低,工薪阶层难以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在1993—2008年的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中,住户部门收入所占份额从64.6%下降到57.1%7,呈现出居民低收入分配格局重现并强化的趋势。
2011年至今,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有了明显改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带来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实质性改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2012—2018年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改善的内在推动力。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催生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这种新型城镇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第一,注重以人为中心的城镇化,从统计意义上,2011年中国的城镇人口比例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27%,其后几年城镇化发展速度加快,2012年达到52.57%,2016年达到57.35%,2017年为58.5%。户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在缩小,2017年户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从17.3个百分点缩小到16.2个百分点,比2012年缩小了1.1个百分点8。第二,强调城乡统筹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城镇化作为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有效途径,城市产业就业的支撑能力在不断提升。
2011—2018年,是居民低收入分配格局改善的时期,居民收入表现出增速加快的基本形态。由于政府发展观由唯GDP增长论向可持续发展观的转变,劳动收入占比有所提升,城乡收入差距有所减小。宏观变化上表现为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有所增加,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正在越来越多地为人民群众所享有;微观上表现为居民之间收入差距不断缩小,特别是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
一是居民收入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2011—2017年间中国名义GDP增长率9.5%,7.9%,7.8%,7.3%,6.9%,6.7%,6.9%,2013年国家统计局采用城乡一体化住户收支情况调查以来,2014—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率分别为10.1%,8.9%,8.4%,9.0%,较大幅度高于当年名义GDP增长率。2011—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率分别为14.1%,12.6%,9.6%,9.0%,8.2%,7.8%,8.3%;2011—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2013年以来为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名义分别为17.9%,13.5%,12.4%,11.2%,9.0%,8.2%,8.6%。2011年以来城镇和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率均高于同年度GDP的增长率;并且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更高一些。二是劳动收入份额在上升。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2010年以来我国劳动收入在GDP中的占比处于上升过程中。冯谚晨(2017)[8](p1-9)估算,劳动收入份额在2010—2014年分别为45.0%,44.9%,45.6%,46.0%,46.5%;邹薇,袁飞兰(2018)[9](p5-23)的研究结果也表明,2010年以来劳动收入份额处于不断上升趋势中。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0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81,之后一直下降到2015年的0.462,2016年微升至0.465。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诱因中,城乡收入差距是造成我国基尼系数较大的主要原因。以倍差表示的城乡收入之比,由2009年的最高3.33下降至2016年的2.72,2017年约为2.71,大体上的变动趋势与同期基尼系数变动趋势相一致。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同的发展战略要求有相应的发展方式与之相配合,以实现既定的发展战略目标。截至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还处于探索过程中,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之所以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是因为这种发展方式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主导的。追求高的经济增长率一直是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是靠高投入来保障的,这种发展模式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相矛盾,所以只要传统发展方式存在,居民收入就不可能得到实质性提高。传统发展方式正是通过制约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而得以维持的,并进而形成了中国居民低收入分配格局的延续。
在中国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成为当务之急,具体采取了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创新驱动发展、推动分配制度改革与相关分配政策调节等一系列措施,沿着这一发展方式运行的目标是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前提是找到造成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根本原因,本文从政府发展的战略选择出发,通过发展战略影响城镇化,进而由城镇化水平影响居民收入的路径分析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与演变。
利用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数据,对发展战略、城镇化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从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来看,改革开放初期,实施了轻重工业协调发展战略,居民收入状况得以改善;然而,在20世纪后期以来又出现了重新重工业化的趋势,这一趋势对城镇化和收入分配格局有着重要的影响,导致了城镇化进程滞后、居民低收入分配格局重现。
有效推进城镇化,促进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合理化,需要从发展战略和由此衍生的制度、政策入手。以创新发展战略助推新型城镇化,以高质量的城镇化实现土地和劳动力要素的合理配置,以劳动力要素的合理流动保障劳动收入的提高,从而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1]白重恩,钱震杰.谁在挤占居民的收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9(5).
[2]龚刚,杨光.从功能性收入看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J].中国社会科学,2010(2).
[3]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J].经济研究,2009(1).
[4]林毅夫,陈斌开.发展战略、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J].经济学(季刊),2013(4).
[5]罗楚亮.收入差距的长期变动特征及其政策启示[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
[6]陈斌开,林毅夫.发展战略、城市化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J].中国社会科学,2013(4).
[7]林毅夫.发展优势产业实现“城市自生”[N].闽商报,2014-01-13.
[8]冯谚晨.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基于劳资分配失衡的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7(4).
[9]邹薇,袁飞兰.劳动收入份额、总需求与劳动生产率[J].中国工业经济,2018(2).
1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数据计算。
2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8)第263页。
3资料来源:劳动报酬数据转引自:李扬,收入功能分配的调整:对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现象的思考,载《经济研究》1992年第7期。其他数据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数据汇编》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4简新华:载《中国改革报》,2005年3月31日第005版。
5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6数据来源于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
7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
8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17年度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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