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智能制造等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推动着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期。新科技革命为人类生产力水平跃升提供了重大机遇,生产过程的高度自动化将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解放出来,使人更多地进入管理、设计等脑力劳动中去,智能技术和新型生产资料的应用甚至可以取代人类从事一些脑力劳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班布里奇提出的“自动化的讽刺”悖论。
人类经济社会发展遵循着“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逻辑,正如马克思在1847年《哲学的贫困》中写到的:“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就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1]现有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经常站在资本家、管理者或局外人的角度,采用一种“盲目乐观主义”的态度去讨论管理理念、生产效率等方面的进步,忽视了由于技术特性本身导致的社会负面效应。
近些年来,国内外与新科技革命相关的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的文献资料浩如烟海,与本文主题所契合的研究大多是从新技术如何影响就业的角度来展开的。如赵磊、赵晓磊(2017)认为,随着人工智能的普及,人类社会将会面临严峻的失业压力,新产业和新需求并不能有效对冲失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不仅需要以生产力发展所提供的自由时间为前提,还需要变革相应的生产关系。[2]Benzell等(2015)在一个跨期迭代(OLG)模型中探讨了机器人对人类劳动的替代问题,他们指出,机器对人的替代会导致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和工资水平下降,虽然生产率提升带来的商品价格下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劳动者福利,但是从总体来看并不能完全弥补就业替代对劳动力造成的损害。基于此,他们提出所谓贫困化增长(ImmiserizingGrowth),即虽然经济增长了,但社会的福利水平却下降了,因而需要退出针对性的培训计划,对特定人群进行补贴。[3]Acemoglu(2011)指出,技术的偏向性不只体现在资本和劳动之间,还会体现在劳动者群体内部,处于不同岗位或拥有不同技能的劳动者在新科技革命的作用下,收入变化会有很大差异。如果自动化是对低技能劳动者的替代,那么它将扩大工资的不平等,如果自动化是对高技能劳动者的替代,那么它或将有助于缩小收入的不平等。[4]Kaplan(2015)指出,鉴于人工智能等技术对于不同人群的影响差异,应考虑对因技术收益的人群征税并补贴因技术而利益受损的群体。[5]
笔者以为,在分析经济社会效应前,必须先厘清两个问题:一是本次技术进步到底在哪些方面存在革命性?二是与此前历次工业革命在生产资料、生产方式上到底有哪些本质差异?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讨论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趋势,提炼总结“智能制造”和“工业大数据”的技术特征,并就技术特征变迁对劳动者地位造成的影响展开分析。研究结论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新技术应用对传统就业方式带来巨大冲击,劳动者内部阶层发生分化,不同群体劳动者在新科技革命中的地位将分别呈现“边缘化”和“核心化”趋势,这也同时伴随着“就业空心化”的不断加深。
新科技革命通过一系列先进技术颠覆了传统生产方式,不少国内外学者也将此轮技术进步誉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本节将系统梳理人类历史上四次工业化进程,对比传统工业生产与智能化工业生产的运行逻辑差异。并认为本次科技进步最为显着的革命性技术特征是逐步解决“自动化的讽刺”,实现一定程度上脑力劳动的自动化,此技术特性将深刻影响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分化进程。
(一)生产资料演进:从蒸汽机到智能生产设备
新科技革命的代表性技术包括物联网(IoT)、大数据(BigData)和信息物理系统(CPS)等,在生产上表现为以互联网和大数据为手段,以知识为核心的智能制造。[8]在经历互联网泡沫破灭和金融危机后,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都重新意识到制造业对本国经济的决定性影响,如何着手应对“制造业空心化”问题成为各国政府的工作重点。
“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6]人类不同工业化阶段总会出现相应的标志性生产资料,生产资料包含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在劳动资料范畴中,生产工具是重要组成部分。对提升生产力有决定性意义的且占据社会生产方式主导地位的生产工具,马克思称之为“机械性的劳动资料。”[6]人类四次工业化过程中都出现了标志性生产工具(见表1)。
表1人类历史上的四次工业革命及标志性生产工具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连接互联网的设备呈现爆炸式的增长。据有关资料统计,2014年网络连接设备中面向一般消费者的产品(如智能手机、穿戴设备等)总计约为224450万台,工业设备131590万台,汽车18960万台,预计到2020年,这三项指标将分别增长到1317250万台、832300万台和351110万台。(1)20世纪80年代初赖欣巴哈就曾说:“如果我们能具有像上帝所有的那种完全知识,我们就能看到,一切发生的事件都是逻辑的必然的。”[7]大数据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曾经的设想。全世界所有企业的商业数据总规模平均每1.2年就会翻一番,(2)智能化与数据处理技术全方位渗入企业运营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系统性地收集、分析数据,可以预测市场需求提前解决问题,从而达到整合产业链和价值链的目的。
单就生产层面上来说,从大数据到智能制造主要需要经过三个核心系统:健康诊断系统(PHM)、信息物理系统(CPS)和智能管理系统(IMS)。将数据信息与生产过程中的具体部件联系在一起,实现信息与物理的融合,这也是本次技术进步与以往任何一次相比最为显着的差异性特征。李杰(JayLee,2016)归纳总结了人类工业发展路径,从制造系统核心要素的运行逻辑入手得出结论:前三次工业革命都是围绕着5个M进行技术升级,即材料(material)、装备(machine)、工艺(methods)、测量(measurement)和维护(maintenance)。而智能制造系统区别于传统制造系统的最重要要素来自第六个M,即建模(modeling)。二者主要在处理问题的运行逻辑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是判断制造系统是否智能的标志(见图1、图2)。智能生产系统的革命性在于,“能够学习人的经验,从而代替人来分析问题和形成决策??从新的问题中积累经验,从而避免问题的再次发生。”[8]
图1传统生产资料系统运行逻辑
图2智能生产资料系统运行逻辑
(二)新科技革命为解决“自动化的讽刺”提供契机
随着人类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生产中采用自动化机器的比率愈发提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资本对于利润的无限追求,使资本家在雇佣和组织工人生产时总是倾向于“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9]从自动化工厂诞生以来,人直接参与生产劳动中的比率就一直趋于下降,但受制于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自动化机器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代替人类活劳动,在前三次工业革命发展阶段中始终是存在一定争议的问题。看似设计精巧的机器系统,在生产运行过程中还是会发生意想不到的问题,自动化的设备依然不可完全摆脱人的监控和操作。
对于此,班布里奇(Bainbridge,L.,1983)在其着作中尖锐地指出了工业生产中的自动化会产生讽刺性的“窘境”:人工“监控者”由于自动化进程推进不再能够胜任监控自动化系统的工作。具体来说:第一,人类劳动被认为是生产问题的主要来源,理应被自动化替代。第二,那些没能实现自动化的任务,通常是它们过于复杂无法根据经验来细分,才会最终留给人类。第三,人之所以被自动化取代是因为系统可以更好地执行生产任务。然而,人依然要对机器系统进行检测和监控,一旦机器发生故障时还要进行手动接管。班布里奇还列举了波音飞机自动化飞行的案例,为了减少飞行员操作失误和降低人员使用数量,波音767客机更多地采用了自动化控制系统,飞行员在很多情况下只需以监控者的身份来进行工作。然而,一旦出现紧急情况,飞行员必须手动介入操控。此外,在飞机起飞降落时,人的工作量反而因为自动系统错误操控而更加繁重。[10]
这种发展悖论——自动化与人类认知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其实早在自动化大工厂发展的初期就已预测到:“自动工厂中分工的特点,是劳动在这里已完全丧失专业的性质。但是,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11](249)也就是说,自动化的生产方式一方面否定了人的“专业化”劳动,另一方面对人掌握全方位技能的要求却并未降低。实际上,这种矛盾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技术水平的限制,导致生产资料系统不能实现真正的“无人化”和“智能化”。这种智能化生产方式被李杰(JayLee)称为“未来智慧工厂的无忧虑制造。”[0]AndreasLudtke(2016)认为,智能系统对生产任务进行自动化等级划分,机器与人可以互换控制权,通过形成“人机团队”,可在一程度上解决“自动化的讽刺”问题。[12](159)
“自动化的讽刺”减弱和消除是人类技术水平提升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谬论时也说过,在资本主义自动化大工业中,“自动工厂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痴呆。”[11](249)但这却是“自动工厂的这唯一革命的一面。”[11](249)即使是当前最为先进的智能制造模式,也难以消除工人阶级被压迫、被剥削的事实。技术的发展结果依然是有利于资本家的,智能生产与工业大数据的技术特性也会进一步加剧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化和对立。
在马克思看来,技术是人的创造物,技术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人类征服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技术是作为一种生产力而存在,也是社会生产关系的表现。技术本身虽不具有阶级性,但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技术应用却有明显的阶级性。技术进步的“偏向性”始终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阶级之间,资本家总是占据优势,工人阶级地位则每况愈下并逐渐在其内部产生阶层的分化。本节将通过建立“就业空心化”模型,探究技术进步“偏向性”与劳动者阶层分化演进的内在逻辑。
(一)技术进步具有“偏向性”
技术本身是无阶级性的,但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使技术具有了一定的阶级性,导致技术进步带来的效应对不同社会阶层是有差异的,即技术进步具有“偏向性”。分析这个问题首先需要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入手。《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我在本书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3]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三大核心特征是:雇佣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是通过资本这一纽带结合起来的;资本所有者在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者进行监督和控制;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归资本所有者占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总结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在这种方式下,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14]工人通过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获取自身必要劳动时间创造的劳动力价值来维持基本生活,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无偿占有工人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使资本家的经营规模迅速扩大,采取先进的技术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进而产生相对过剩人口即产业后备军,对在业工人的工作机会与工资待遇形成压力。“资产阶级建立起来的经济制度,一方面是物质的极大丰富,另一方面却也生产着贫困,并且这种贫困竟然是由生产过剩本身产生的。”[15]
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的社会利益决定着技术进步的方向、作用和速度。[16]资产阶级主导的历次工业革命深刻地改变着原有的社会阶级划分,技术进步带来的利益分配对于不同阶级的人来说从来就不是平等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诞生了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出现了车间流水线作业,催生了职业经理人;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信息化和全球化分工产生了职业投资人,并使之也成为技术福利的享受者;在本次科技革命中,受益于智能生产等技术带来的冲击,将在生产岗位上诞生一批高素质、高技能的劳动者。可见,资本主义社会中由技术冲击引发的工业革命,资本家总是福利受众,而无产阶级利益却每况愈损(见表2)。正如马克思所言:“技术本身不带有阶级性和歧视性,但当科学为资本所占用,……科学的纯洁光辉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退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1]
表2人类工业化进程及“技术偏向性”
(二)技术偏向性导致“就业空心化”现象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与生产技术进步同步发生的是出现大量产业后备军。产业后备军规模的壮大是技术偏向性影响劳动者阶层分化的表现形式,而这个过程可以用“就业空心化”动态模型来展现(见图3)。
图3资本主义的科技进步与就业空心化
如果把就业比作一个金字塔,金字塔底是低技能的底薪工作,越往上意味着对技能或能力要求越高的高薪工作,那么新技术的采用将使金字塔底部逐渐空心化,并会继续向上层侵蚀。假设初始就业状态为OC,处于金字塔低层的劳动者将在新生产技术冲击下“贬值”并逐渐被淘汰,在图中表示为OC上升到AB,形成了面积为ABCO的就业空心,这部分由机器所替代;越处于金字塔相对上层的劳动者,则会愈发成为机器体系中的人类活劳动的“稀缺品”和技术进步阶段性的受益者。为什么说是阶段性的?因为,这种受益是建立在一定生产力基础上、一定生产方式上和一定生产关系中的。只要科技进步发生于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下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占有技术优势的精英劳动者将随着金字塔的“向上侵蚀效应”逐渐失去优势,即使在强调“终身学习”和技术传承的情况下,也很难稳定地享受不断发生的技术进步带来的福利。也就是说,图中AB线将会继续向上运动到A’B’,形成面积为A’B’BA的新的就业空心,而且这条水平线将会随着科技进步一直向上推进。
通过对技术偏向性和“就业空心化”模型的论述,我们基本能够明晰技术进步影响劳动者阶层分化的内在逻辑,即随着科技进步,越处于金字塔底部的劳动者将越受到就业空心化带来的就业和生存压力,越处于金字塔上层的劳动者将越多的享受到技术福利。本节将具体结合新科技革命的技术特征,探讨新科技革命中劳动者阶层分化及其呈现的一些新特点。
(一)新技术运用导致就业空心化的进一步加深
智能制造等新兴技术为解决“自动化的讽刺”问题提供契机。与此同时,“自动化的讽刺”问题得到解决将在一定时期内推动“就业空心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产业后备军的规模也将随着就业空心化程度提高而空前扩张。在图3中表现为AB水平线向上的移动幅度会比以往历次工业革命都要大,意味着对传统就业结构为更强的侵蚀效应。与以往不同的是,由于缺少特定技术或科学知识,在一定时期内“产业后备军”给与精英劳动者的就业压力将极其有限,资本不能够依靠尽可能压低劳动者工资的办法降低生产成本,而是普遍提高在岗劳动者的工资待遇,保护和寻求能力更强的劳动者,工人阶级内部贫富分化由此而生。就业空心化现象实际上并未脱离马克思分配理论中关于“产业后备军”的论述,“社会财富越大……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其贫困与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的工人阶层也就越大。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6]
新科技革命符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分析,“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关系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11](403)这种“不安定和变动”一方面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也使工人阶级的利益一次次受损,激化了社会矛盾。在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生产过程的智能化产生的技术偏向性不仅会进一步激化劳资矛盾,还将导致劳动者阶层分化的“边缘化”与“核心化”同时出现。精英劳动者获取高福利待遇的同时,部分劳动者却丧失工作机会成为“技术歧视”的受害者。有调查数据显示,21世纪初在美国尚未出现的行业,目前只接纳了0.5%的就业人数,这个数字远低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新生行业接纳的8%和4.5%。(3)1990年底特律最大的三家传统产业企业总市值、总收入和员工总数分别为360亿美元、2500亿美元和120万人。相比之下,2014年硅谷最大的三家科技企业总市值高达1.09万亿美元,总收入也达2470亿美元,但它们的员工数量仅为13.7万人,约为前者的1/10。[17]也就是说,技术创新通过使用智能机器取代人工(包含大量体力劳动者和一定数量的脑力劳动者),而非使用更多劳动力。
CarlBenediktFrey和MichaelOsborne(2013)量化了技术创新对失业的潜在影响,得出在未来10~20年美国47%的人口可能面临失业风险。并且相对于之前,本次工业革命对就业市场的破坏范围更广,速度更快,就业市场两极分化的趋势更加严重:认知性和创造性强的高收入工作机会和体力性地低收入工作机会都会增加,但常规性和重复性的中等收入工作机会将大幅减少,[18]劳动者内部的贫富分化将因此加剧。在资本家看来,当固定资产的资本收益率大于活劳动力的回报率,便会用机器来代替人类劳动。雇佣的劳动力数量减少和劳动者职能转变,使参与到“智能的机器体系”的工人逐渐有“精英化”的趋势。在西方的一些研究中,有学者把这些“精英化”的工人称为“技术工人工程师”。“精英化”了的劳动者,凭借掌握知识技能而形成的垄断势力,在与资本交涉的过程中将掌握一定的主动权或讨价还价的能力,迫使资本不得不提升员工工资水平甚至允许员工参与股票分红和公司治理。相比之下,低技术性工作的普通劳动者,生活境遇却每况愈下,成为技术冲击下的“被歧视者”。
(二)低端劳动力在智能的机器体系中被不断“边缘化”
Autor等(2003)把工作分为程式化和非程式化两类,程式化任务需要低技能劳动,而非程式化任务则需要高技能劳动。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就业呈现出“极化效应”——对程式化工作的用工需求大幅下降,但同时对非程式化工作的用工需求大幅增加。[19]在智能制造发展迅猛并逐步解决“自动化的讽刺”的背景下,这种“极化效应”进一步被深化,传统产业部门的用工需求空间将被压缩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提到“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概念,“……它是由自动机,由一种自行运转的动力推动的。这种自动机是由许多机械器官和智能器官组成的,因此,工人自己只能被当作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肢体。”[20]在智能化工厂中,大量对能力要求低的岗位以及简单的、重复性高的劳动都将被智能系统所取代,“去技能化”成为劳动过程的新特征。智能化生产中人类活劳动的边缘化对于一些普通技术工人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20]他们的生存空间将由于智能系统设备的出现而大大被压缩,在一些研究中,低技术性工作也被称为“剩余类别”,他们只在很特别的情况下才会参与到生产流程中[12](Hartmut,2014)。
由于采用智能设备生产的效益高于使用人类劳动力,在就业市场上,劳动力价值将会因此而贬值,企业能够以比原先更低的成本雇佣低技术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与生产资料、产品和资本家都是对立的关系,然而为了获取必须的生活资料,工人却不得不服从于资本对于劳动的绝对权威,也不得不为自身活劳动被对象化的劳动占有而妥协。马克思对资本利用自动机器代替人类活劳动的本质描写可谓淋漓尽致,“……这里直接表现出来的是一定的劳动方式从工人身上转移到机器形式的资本上,工人自己的劳动能力就贬值了。由此产生了工人反对机器体系的斗争……带着粗暴情欲同工人对立的是资本对劳动的占有,是‘好像害了相思病’似地吞噬活劳动的资本。”[20]
(三)高端劳动力在智能的机器体系中进一步“核心化”
新科技革命并不意味着人的劳动被否定,相反,人的创新性、应变性和智慧性等特征使在智能工厂中的作用愈发变得“核心化”。弗劳恩霍夫经济组织研究所(FraunhoferIAO)对此进行了研究调查,通过走访企业和专家,结果显示,有近97%的受访者认为人的工作在未来的五年重要甚至很重要(Spath,2013)。[12]
通过将人和机器视为一个团队(MMT)来执行生产任务(Andreas,2014),[12]CPS、IoT等技术将人从实际生产部门中解放出来,却又使人机结合、人机交流变得更加密不可分。人的脑力劳动与机器操作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智能的机器体系。与传统“自动的机器体系”不同,“智能的机器体系”下劳动者不再纯粹是“机器的附庸”,不再随机器运转而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是更加强调基于人类脑力劳动的人机合作、人机交流互动。“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媒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21]也正是在这种技术发展趋势下,企业把吸引和培养高端劳动力作为重要发展战略,拥有知识技能和科学技术的劳动者被争相聘用,并得到良好的工作环境和“优厚的待遇”。
新科技革命促进了生产力水平显着提升,智能工厂的“无忧虑制造”通过形成“人机团队(MMT)”为解决“自动化的讽刺”问题提供可行性方案,人和机器之间的关系在新型智能生产逻辑的基础上更趋于合作,劳动者逐渐脱离了实际生产部门向后台运营、设计等脑力工作岗位转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自身的境遇。但是,新技术运用在带来经济效益并改善工作生活质量的同时,也蕴含着激化社会矛盾的内在因素。通过引入“就业空心化”模型,本文提出,新科技革命的技术特性会促使劳动者内部阶层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发生分化,低端劳动者“边缘化”与高端劳动者“核心化”同时发生,“就业空心化”程度不断提高。正如马克思在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指出:“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到处都在深深地下降,下降的程度至少同那些站在他们头上的阶级沿着社会阶梯上升的程度一样。”[22]资本家总是独立于“就业空心化”的趋势,也就是技术进步最大的受益者,资本与劳动者的贫富分化依然是加剧社会不公平和对立的最本质根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在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以及混合所有制的非公经济成分中,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征的劳动关系仍然普遍存在。本文研究所提出的政策启示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运用新技术手段的同时,不仅要着力解决劳资间的对立,还须重视劳动者内部的阶层分化问题,以保证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我国产业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的深水期,低端产业面临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的竞争,高端产业受到欧美发达国家挤压。因此,我们必须正视新技术带来的双面效应,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推进科技创新应用的同时,进一步明确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妥善处理好就业空心化所带来的劳动者收入差距扩大、劳资对立加剧等问题,旗帜鲜明地在新一轮全球科技浪潮中走出中国特色的产业发展道路和社会发展道路。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4.
[2]赵磊,赵晓磊:AI正在危及人类的就业机会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视角[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7(6).
[3]Benzell,S.,Kotlikoff,L.,LaGarda,G.,etal.:RobotsAreUs:SomeEconomicsofHumanReplacement[R].NBERWorkingPaper,2015.
[4]Acemoglu,D.,Autor,D.:Skills,TasksandTechnologies:ImplicationsforEmploymentandEarnings[A].Ashenfelter,O.,Card,D.HandbookofLaborEconomics(Volume4b)[C].Amsterdam:Elsevier,2011.
[5]Kaplan,J.:HumansNeedNotApply:AGuidetoWealthandWorkintheAgeofArtificialIntelligence[M].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2015.
[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10,742.
[7]H.赖欣巴哈(HansRichenbach).科学哲学的兴起[M].伯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96-97.
[8]李杰(JayLee),倪军,王安正.从大数据到智能制造[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1,5,4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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