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从1994年实施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的财政分权制度就落了实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利益逐渐分化,毫无疑问,财政分权有效地提高了资源分配效率、优化了资源的配置外。从1994年至今近20年,伴随着财政分权、政府官员考核制度以及地区竞争锦标赛等原因,我国地区经济特别是省级地区的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我国拥有县域的数量众多,是县域大国,其中县域经济是我国经济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县域经济发展也是国内外学者长期关注的重点问题。那么财政分权的制度能否从省级经济延伸到县域经济,有效地拉动县域经济增长值得深入思考。本文将在当前经济逐渐步入“新常态”的大环境下,重点探讨当前时代背景下推行“省级到县域”的政府财政分权制度能否继续助推县域经济的发展。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放弃传统的中央到省级的财政分权,侧重考虑省级到县级的财政分权;二是以安徽省的县域数据为样本,更有侧重点和着力点;三是引入模型中的固定/效应模型,通过Hausman检验判断优劣,使得计量结果更加科学有效。
已有的研究财政分权的文献主要集中在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上,尤其是早期主要集中点都在“中央对省级”上,([1];[2]),这些研究为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然后,[3]和李国璋等(2010)研究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以及背后的传导机制,得到的结论是财政分权对于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归结于财政分权向辖区的下放,辖区政府不得不培植财政来源、优化资源配置效率,靠自身促进经济增长提高财政收入,因此“效率的提升”是一个重要的中间传导变量。近来,更多的学者开始研究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发现了二者并非简单的线性正向或反向的关系,而是存在一个中间转折点,使得两者的关系呈现倒U形关系(宋玉华等,2008;刘金涛等,2008)。
基于以上三方面文献的梳理,本文在全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放弃传统的中央到省级的财政分权,侧重考虑省级到县级的财政分权。研究样本选择2010-2016年安徽省60个县,解释变量为财政分权,被解释变量为县域经济增长,模型方法采用面板数据模型中的固定随机效应模型,重点验证“省级到县域”的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并基于实证结果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
3.1、计量模型
基于前文的分析,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i表示县域,t为年份,μi、Φt和εit为分别表示时间非观测效应、地区非观测效应和随机误差项。Yit表示各县域的经济增长水平,Xit表示省级到各县域的财政分权,Z1it表示各县域的财政收入水平,Z2it表示各县域的工业水平,Z3it表示各县域的消费水平,C为常数项。α1、α2、α3、β为解释变量的对应系数,如果β<0,说明从省级到县级的财政分权会抑制县域经济增长,反之,如果β>0,说明从省级到县级的财政分权会提升县域经济增长。另外,式(1)、(2)、(3)、(4)还会分别考虑固定、随机和混合效应模型,主要的选择标准是如果通过F检验则放弃混合效应模型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如果通过Hausman检验则放弃随机效应模型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而选择出最优的模型和估计结果。
3.2、指标选择
一是被解释变量:为县域经济增长水平Y,本文采用人均GDP衡量方式很多,本文采用安徽省每年各县的人均财政支出占全省的人均财政支出的比重衡量。三是其他控制变量:(1)财政收入水平Z1,采用各县人均财政收入值衡量;(2)工业水平Z2,采用各县的人均工业增加值衡量,反映的是县域的工业水平;(3)消费水平Z3,采用各县的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衡量。
4.1、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安徽省2010-2016年60个县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其中巢湖市、枞阳县前后行政边界有变化,本文暂不考虑)。在安徽统计局网站上获得《2011-2017年安徽省统计年鉴》,筛选出如下6个指标数据:各县人均GDP、各县的人均财政支出值、全省的人均财政支出值、各县人均财政收入值、各县的人均工业增加值、各县的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进而计算得到第三部分中的五个指标。最后,还对上述五个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消除量纲的影响。
4.2、结果分析
第一步:判定模型形式。将归一化后的面板数据依次代入到式(1)、(2)、(3)、(4)中,并采用stata14软件进行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每个公式都能得到固定/随机效应模型两个结果,结果如表1所示。模型1、模型2、模型3和模型4分别对应于式(1)、(2)、(3)、(4)。从模型1、模型2、模型3和模型4来看,F检验的P值均小于0.01,拒绝原假设,固定效应模型结果优于混合效应模型。除模型2以外,Hausman检验结果均显示P值小于0.1,拒绝原假设,则固定效应的结果优于随机效应,故在面板数据模型中模型1、模型3、模型4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结果,模型2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第二步:模型的系数分析。四个模型的拟合系数依次为:0.4949、0.8107、0.8520、0.8631,拟合程度较高。模型1-4中,省级到县级的财政分权水平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均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着为正,系数值为1.453(或0.374、0.271、0.440),说明提高省级到县级的财政分权水平会促进县域经济增长,激活了县域经济活力,与[6]的研究结论一致。最后,从控制变量的结果来看,各县人均财政收入值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在10%的显着水平下显着,为0.775(或0.683、0.402),说明增加财政收入水平能有效地提高县域经济增长水平;各县的人均工业增加值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在10%的显着水平下显着,为0.085(或0.077),说明增加工业水平能有效地提高县域经济增长水平;各县的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在10%的显着水平下显着,为0.247,说明增加消费水平能有效地提高县域经济增长水平。
表1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结果
本文在我国1994年以来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为背景,选择2010-2016年安徽省60个县域的数据作为样本,研究当下经济处于“新常态”时代下的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并采用面板数据模型中的固定随机效应模型实证验证了“省级到县域”的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实证结果表明:(1)省级到县级的财政分权水平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均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着为正,提高省级到县级的财政分权水平会促进县域经济增长,激活县域经济活力;(2)各县人均财政收入值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在10%的显着水平下显着为正,增加财政收入水平能有效地提高县域经济增长水平;(3)各县的人均工业增加值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在10%的显着水平下显着为正,增加工业水平能有效地提高县域经济增长水平;(4)各县的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在10%的显着水平下显着为正,增加消费水平能有效地提高县域经济增长水平。以上研究说明了地方财政体制的合理性与正确性即财政分权有利于与发展县域经济,发挥县域政府在县域经济中的主体积极性,实现县域经济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基于以上结果,提出如下三点建议:一是中央和省级政府要继续适当放权给地方政府,发挥地方政府的主体积极性;二是完善财政权利下放制度,配套相应的资金转移制度和绩效考核制度;三是加强其他方面的财政激励与引导政策,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产业结构优化。
[1]林毅夫,刘志强.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04):5-17.
[2]周业安,章泉.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和波动[J].管理世界,2008,(03):6-15.
[3]王新军,赖敏晖.财政分权、地方公共支出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1979-2006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5):24-33.
[4]李国璋,刘津汝.财政分权、市场分割与经济增长——基于1996-2007年分省面板数据的研究[J].经济评论,2010,(05):95-102.
[5]郑周胜,朱万里.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县域金融发展[J].财经理论研究,2018,(02):71-79.
[6]缪小林,伏润民,王婷.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来自云南106个县域面板数据的证据[J].财经研究,2014,(09):4-15.
13888888888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