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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奥鲁昆项目总投资约29.2亿美元,澳元兑美元汇率当时维持在0.68左右,而2008年7月却一度攀升至0.9848,升值约40%.由于中铝外汇存款以美元为主,澳元升值使得该项目投资额高达40亿美元.但2008年7月之后金融市场动荡加剧,澳元兑美元贬至0.64,幅度接近40%,此前用澳元定购的设备遭受巨大贬值风险.2006年3月中信泰富以4.15亿美元收购西澳大利亚两个分别拥有10亿吨磁铁矿资源开采权的公司Sino-Iron和BalmoralIron的全部股权,总投资约为42亿美元.为了锁定美元开支成本,用澳元、欧元从澳大利亚、欧洲购买设备和原材料,中信泰富签订了澳元累计目标可赎回远期合约、每日累计澳元远期合约、双货币累计目标可赎回远期合约、人民币累计目标可赎回远期合约等四种杠杆式外汇合约.其中澳元合约与澳元兑美元汇率挂钩,合约规定中信泰富可以行使的澳元兑美元汇率为0.87,即当澳元兑美元汇率高于0.87时,中信泰富可以0.87的比较便宜的汇率获得澳元,并赚取差价.其他三项合约与之类似.而当澳元兑美元汇率低于0.87,中信泰富也必须以0.87的高汇率水平,继续向其对家买入澳元,不能自动终止协议.随着2008年7月之后澳元兑美元的迅速贬值,中信泰富只能不断地以高汇率接盘,造成巨亏.2008年10月20日,中信泰富公告,因投资杠杆式外汇产品而巨亏155亿港元,包括约8.07亿港元的已实现亏损和147亿港元的估计亏损.

2.4产业风险

海外并购要考虑目标企业所在国产业政策的变化以及所进入行业的成长性和竞争的激烈程度.首先,要了解目标企业在国家产业政策体系中的地位和发展前景,以及在行业中所处的地位、优势和不足,通过并购实现的规模优势、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应能改善目标企业在所处行业中的地位等.反之,非但不能形成新的竞争优势,而且可能拖累并购企业自身的发展.其次,要了解目标企业的产品生命周期以及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企业在并购之前必须要研究目标企业所处的生命时段、技术革新的可行性以及通过一定的销售策略扩大市场份额的可能性,以期形成新的竞争优势.TCL并购阿尔卡特后发现,开始被看好的阿尔卡特3G技术并没有对TCL开放,协议中涉及的技术都是2G或2.5G的技术,3G技术却属于阿尔卡特的另外一家合资公司所有.根据TCL集团2006年中期报告披露,TCL在报告期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35.76亿元,净利润-7.38亿元,巨大的财务亏损导致汤姆逊和阿尔卡特的研发投入锐减,直接影响了TCL自身在研发方面的投入.研发体系的弱化,使最初设想并购所带来的技术导入效果大打折扣,进而影响到TCL集团对液晶显示器等真正能打开欧美市场的高端产品的投资和并购.

2.5定价风险

并购谈判中双方最关心,最敏感的问题就是价格问题,即如何对目标企业的价值进行合理评估,这是并购的核心,直接影响到并购的成败与否.如果对目标企业的资产价值和获利能力估计过高,以至出价过高而超过自身的承受能力,即便实施并购,也可能导致并购方在日后的运营中获利甚微或无利可图,甚至破产倒闭.一方面,中国企业在并购过程中对海外目标公司的实际情况很难了解,往往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地位,尤其对缺乏信息披露机制的非上市公司的资产价值和盈利能力的难以研判,往往只看到目标企业的表面,而对其资产、负债、诉讼纷争、财务报表和富余人员、产品研发能力等真实情况了解不透;另一方面,我国国内目前采取的企业价值评估方法是净资产法,与国际通行的净现金力量法有一定差异,在方法和模型选取上还有待进一步加强.这些都构成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种目标企业的定价风险.中国企业通常对海外目标企业价值评估不当,造成定价成本过高、效益不彰的后果,影响了跨国并购战略的实施.此外,中国企业间在海外并购是互相竞争,抬高并购价格的现象时有发生.

2.6融资风险

并购的融资风险主要是指能否按时足额地筹集到资金,保证并购顺利进行.如果并购公司资本结构不合理,流动负债过多,以流动负债支持长期投资,抑制短期内产生偿债的紧迫性,一旦现金流量不足和融资市场利率变动,将导致企业发生偿付困难甚至并购失败.目前国际上跨国并购通常的方式使股票置换、债券互换、现金收购以及这三种方式的混合使用,其中运用最多的是股票置换,即并购公司发行股票替换目标公司原有的股票,从而完成股票收购.其特点是目标公司的股东不会因此失去所有权,而是被转移到了并购公司,成为并购公司的新股东.我国由于资本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发育水平低,企业发行股票和债券受到限制太多,进程太慢,无法适应海外并购的需要.目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大多数都采取现金交易或国际银团短期贷款的方式,增加了交易成本,为并购后的整合和公司有效经营设置了巨大的财务障碍.如2003年京东方收购韩国LCD业务的3.8亿美元资金中,以自有资金购汇的只有6000万美元,国内银行另行提供了9000万美元的一年期贷款.由于以巨额贷款用于并购,京东方的资产结构严重恶化,资产负债率一度高达72%,进入国际公认的预警区位,财务风险陡升,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后续发展.

2.7整合风险

并购交易完成只是并购的第一步,并购是否成功还要看是否能对并购后的公司进行有效的整合.整合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整合两个企业的人员、品牌和文化等,以求获得协同效应.(1)人才整合风险.人才整合是决定并购整合成功的重要因素.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几年来,海外企业管理人员的流失现象非常严重,而中国企业又缺乏在海外市场进行运作的经验和能力,很容易导致管理的紊乱.联想并购IBM后,曾招聘了一批美国精英担任中层职务,但不久后这些人却纷纷去职,究其原因就是他们难以接受联想的行为方式.(2)品牌整合风险.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旨在通过“借船出海”――直接利用目标公司原有的品牌效应开拓市场,巩固自身的比较优势.但是实际情况与原先设想差别较大,面临着原有客户渠道流失、品牌忠诚度下降以及品牌退化等风险.如南京汽车集团收购英国“百年老厂“罗孚汽车公司及发动机生产分部,但罗孚品牌却属于其前主人德国宝马所有,不经授权不能使用.罗孚北京代理商认为南汽今后生产的只是有罗孚技术的汽车,根本不能与罗孚这样贵族血统的品牌相提并论.德国著名的《经济周刊》总编辑、经济学家巴龙曾对TCL收购施奈德做过这样评论:若要借施奈德进入德国市场,TCL还不如用自有品牌.因为施奈德在德国的社会形象是一个保守的、不断破产转卖的私人企业,产品还不如TCL先进.现在德国电视机很便宜,但德国人知道施奈德生产不了高精尖产品,如果把TCL的超薄高精尖贴上施奈德的品牌到德国去卖,德国人不可能接受.(3)文化差异风险.跨国并购是在跨行业、跨国家和跨民族之间进行的,随着并购引起的利益关系的调整,即有可能带来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明显的文化差异,加大海外并购整合难度.首先,国家与民族文化风险.国家文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以及权利的距离,对不确定性的接受程度等方面.中外文化迥异较大:中国文化对风险的接受程度相对较高,倾向于远离权力中心,服从领导安排;美国文化相对注重个人主义;德国和法国文化热衷确定性,员工需要明确知道并购对个人和企业有何影响.民族文化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由于人们的生存环境不同,导致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不同以及征服自然、改造世界的方式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念.当前经济交往引起的利益调整是民族文化冲突的原因之一.上汽并购韩国双龙汽车失败原因,除了全球金融海啸的不可抗力之外,主要源于文化差异:韩国工会关系难以处理,动辄罢工,使企业无法正常生产经营;韩国人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感,但也造就了狭隘的民族情绪.包括韩国产业银行、工会等机构,都觉得上汽在偷窃技术,2006年韩国检察院就介入调查,尽管最终结论是没有盗窃,但2008年又开始怀疑上汽盗窃双龙的新能源技术.其次,企业文化风险.企业文化是基于共同的价值观之上,企业全体员工共同遵循的目标、行为规范和价值观的组合,是企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通过不断的尝试和探索逐步形成的,是维系企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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