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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名扬当代著名行政法学家.1916年生于湖南衡阳县.1937年考入武汉大学攻读法学,1940年考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师从当时的行政法学权威张汇文攻读行政学和行政法学硕士学位.1943年获得学位,并于武汉大学法律系任行政法学讲师.1983年重回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并于2006年获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成就奖”.
谨以此文献给于2008年11月6日离我们远去的――
行政法学泰斗王名扬
□特约撰稿/张伟张雪
这是2008年初一个朔冬的上午,当随手轻掩房门,将刮面刺喉的北京寒流拒于门外时,我们终于到达了今天的目的地――惠新里的一套老式朴素的寓所.
对面安详坐在手扶椅上的老人,就是我们今天要拜访的行政法学泰斗王名扬先生.我并非先生的弟子,没有接受耳提面命的机会,也非攻读行政法专业的学子,故无法更多从学术的角度考察先生深邃的思想.和大多数人一样,我是通过先生的作品认识先生的.那时曾因写一篇关于法国法方面的文章,手头上收集了七八种资料,但细细阅读推敲时,竟发现无一不是参考了先生的《法国行政法》.
采访前夕,师母孙景岐老师表示,由于年龄原因,先生现在只能使用纸笔交流.而今天我们围在先生的膝下时,病魔已经剥夺了先生这点仅剩的权利.对于我们的到来,先生露出了一丝礼仪性的微笑,这或许是目前先生的体力允许他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了.随即,先生又陷入了他那寂寥的无声世界等
蓄势,十年一剑
王名扬出生在军阀割据、世事动荡的民国初年.王家祖辈是老实巴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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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后不久,“卢沟桥事件”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展开,武汉面临失守沦陷.王名扬和当时许多爱国青年一样热血澎湃,正好这个时候国民党华北抗战部队在武汉招政治工作人员,王名扬报了名,随军来到了山西灵石一带,接受了国民党的政工干部培训.1938年培训结束后,王名扬离开山西,此时武汉大学已迁到大后方四川乐山,王名扬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母校继续学业.
1940年,王名扬大学毕业,随即考入（重庆）中央大学,师从当时的行政法权威,留美博士张汇文攻读行政学和行政法学硕士学位,1943年获得该学位,并顺利在武汉大学法律系执教,但王名扬的志气似乎也不局限于此.1946年,他又考取了国民党政府的最后一批公派留学生,从1948年赴法留学,到1958年回归故国,王名扬在法国整整待了十年.可以说,这十年改变了他的一生,成为日后历尽坎坷和学术腾飞的总源头.
法国是行政法的母国,法制史学界一般以法国国家参事院的成立作为行政法产生的标志.经过数年行政法博士课程的紧张学习,1955年,在巴黎大学导师埃赞曼的指导下,王名扬完成了其博士论文《公务员的民事责任》,并顺利通过了由众多法国行政法权威组成的答辩组的答辩.获得博士学位以后,王名扬再接再厉,又在法国东方语言大学学习了三年俄文和日文.
此时的王名扬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自己的祖国,可是由于当时中法尚未建交,听到的消息、看到的报纸多是来自中国台湾,王名扬对新中国充满了渴望.时机很快就来了,1956年新中国在法国举行国际博览会,王名扬主动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博展团团长李涿之的法语翻译.日后的回忆中,王名扬一直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值得引以为荣的事情.此后,为了进一步向外界宣传新中国,王名扬还担任了以在法华侨为主要读者群的《侨众》责编,不遗余力地向海外同胞展示新中国真实的面貌.在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向海外留学生发出了报效祖国的号召,王名扬积极响应这一号召.1958年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王名扬秘密从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取得护照,只身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在他的行李中,除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以外,其余全部都是厚重的书籍.
磨炼,浮沉春秋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人生往往会有太多的无奈.1958年王名扬回国后,正赶上“反右”和“教改”,经过“反右”的冲击,这时的政法界已经缺乏必要的兼容并包精神,排斥一切外国的东西,王名扬的处境可想而知.王名扬刚刚回国时,对国内的局势并不了解,加之其秉直的个性,所以回国后不久就被人揭发了数条“反动言论”,1960年11月21日,北京政法学院“国家与法”党支部列举了王名扬“极其反动”的几大“罪状”：一、回国后从未主动交代其国内外社会关系；二、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反抗、抵触；三、对各种运动抵触不满,对政治十分抵触；四,听资本主义国家广播,可能是美国之音,而且听时将门关上,有人找他也不开门；五、差不多每天吃过晚饭后出去,干什么不清楚,11点才回来；六、对工资待遇级别不满；七、对党的各项措施均不满意；八、暑假中有紧急翻译任务,领导叫他参加,他说暑假是他的,他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办.
事实表明,至少在1962年北京政法学院解散前,国内法学教育的政治色彩浓于学术成分,回国后的这段时间里,王名扬并没有多少研究学术的空间.所以王名扬到来不久即一腔委屈：“我现在感觉非常空虚,从前所学的东西,现在很多不能应用了.对于新东西的学习又才开始,程度实在太浅了,情绪上不免伴有青黄不接时期的苦闷.”也正由于如此,王名扬才不经意地给人留下了“反动”言论,如“自从胡风事件发生以后,海外许多知识分子引为警惕,像胡风这样与共产党有渊源而且‘左倾’的人尚有问题,其他人就不必说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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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王名扬是留法博士,学富五车,但基于种种原因,回国后,他被分配到了北京政法学院,但并没有能够走上法学教育的讲台,反而不得不接受了四年的“洗脑”,意识形态高于一切,洗不好脑的不能教法律.“由于王名扬留法十年,受万恶的资本主义毒害太深”,组织对他的结论是“脑子洗得不好,不能教法律”,随即,王名扬被调到了北京外贸学院（现对外经贸大学）,成了一名法语教员.从此,法语课上多了一名讲课妙趣横生的外语老师,法学教研领域却少了一位杰出的科研人员.
“文革”中王名扬被定性为“里通外国”,理由是与法国友人通信.这项罪名让他失去了十几个春秋的人身自由,被视为“牛鬼蛇神”关入“牛棚”,多年辛辛苦苦写就的书稿在动乱中也被付之一炬.1969年,王名扬被下放至河南固始县和息县的“五七干校”,开始了十年的劳动改造生涯.
当我们向孙景岐老师问起这辛酸的十年时,孙老师讲,当时外经贸学院的许多老同志都去河南固始县“五七干校”了,她在1969年的时候曾去探望过王名扬.“五七干校”挂有“学校”的名,其实并没有校舍、老师,更不会开课程,他们在那里成天下地干活.因为家属到来,组织上将王名扬从集体宿舍搬出来,暂时给他们一间当街的门面房.那段时间,看着王名扬瘦弱单薄的身体在田间地头奔波,她不禁泪流满面.但当着王名扬,她依旧微笑着鼓励说：“再熬一段时间吧,国家不会让一个博士总担大粪的.”
出山,老骥伏枥
1958年王名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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