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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已经完成了资本积累过程,人们的生活质料得到了极大满足,纯感性需求也趋于饱和,甚至有些国家这方面的需求已经饱和到了麻木的地步,感性刺激已经不能满足人的需求,进一步的,需要更高的追求,即普遍的纯理性需求.但是如何把这种需求内涵扩大到经济领域,这需要对经济伦理观做颠覆性的修改.作为经济学的“良心”,森进行了这样一种尝试,创立了自由发展观——既有对感性的超越,又同时被理性所规定.3.1自由概念泛化、具体化,使得自由发展观更加开放、兼容
由功利最大化（理性经济人逐利）原则支撑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饥荒、不平等、公共物品等,不利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更加阻碍了社会的整体发展.森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在于实质性地转变经济伦理观：“我们必须放弃那种假定,即认为人们仅仅被个人利益所驱使,而价值标准和规范简直就不起作用”,“在许多方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作用范围本身,也可以通过适当地培育起对上述问题（不平等问题以及公共物品问题）敏感的伦理观念来加以扩展.市场机制与多样价值观念的相容性,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正视它,并同时探求拓展体制安排以超越纯粹的市场机制的局限性”.由此,森提出了自己的自由发展观：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
自由是什么呢?森没有给出确切的定义,“自由是一个具有内在多样性的概念”.这个“自由”概念还是很宽泛的,但强调的是内在性,即不依赖于外物而能独立存在.森是从自由的过程层面和机会层面来理解自由的,“这里所采用的自由观涉及到确保行动和决策自由的过程,以及人们在给定的个人与社会境况下所享有的机会”.自由的过程层面,是一种程序性的自由,确保主体存在的环境能给它以一个公平谋生或者享受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规范,按照这种规范,（这种规范一般具有强制性,例如法律）,主体能与其他人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进行竞技.自由的机会层面,是一种能力的机会自由,用森的话来讲就是可行能力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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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的发展观与康德的道德观一样,都是通过内省而得.康德认为,内省而得的事物固然具备内在稳定性,但放到现实却未必能行得通.森在理论上没有克服这个难点,所以他沿用了康德的范畴概念,列举了能在现实中对应的五种工具性自由：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同时,森也没有断定工具性自由只有这五种（甚至没有断定工具性自由的可列举性）,这种有保留的处理方法,使得自由的现实范畴能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丰富与充实.
为什么选择自由发展观呢?换言之,自由发展观能解决理性经济人逐利行为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吗?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导论中说,自由是一个广阔的视角,“从扩展实质性自由的角度来看待发展,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目标——正是它们才使发展变得重要——而不仅仅是某些在发展过程中发挥显著作用的手段”.这里,森暗指转变经济伦理观的必要性,以及价值标准和规范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森的自由发展观以自由作为内在基石,既想拥有价值的稳定性,又想具备现实的操作性：自由发展观的评价性原因和实效性原因.评价性原因是指自由的增进应该成为评判社会进步的首要标准,这与康德道德层面的自由相对应；实效性原因指的是人的自由主体地位决定了发展的全面实现,人在发展过程中应该凸显自我获得自由的能力,亦即康德技术层面的自由.同康德一样,森也没有完全否认理性经济人逐利原则的现实意义,“在承认更博大的价值观的作用时,我们不能失察明智的自利追求以及粗鄙的物语和贪婪所发挥的广泛作用”.
这里可以看出,森的自由发展观吸收了道义论伦理观的内在稳定性因素,又保留了理性经济人的技术层面因素.经济发展问题,理性经济人逐利原则能很好地解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则在道义论伦理观内在价值的稳定性那里得到解决.至于森对工具性自由的阐发以及有保留的列举,也显示了森对理性有限性的默认,以及人类认知能够不断深化的乐观态度.
3.2自由发展观倡导权利分析法
在现实世界,康德默认了理性经济人逐利原则,因为他找不出一个能够一以贯之的更好原则.但是,森却从“权利”与“自由”的关系中,找到了分析经济现象的一个新方法,即权利分析法.
在1970年的《政治经济学杂志》上,森发表了经典论文“帕累托自由的不可能性”,文章证明,在个人偏好无限制条件下,帕累托最优原则与最小自由原则是根本对立的.帕累托原则是解释现行经济秩序能顺利进行的基石,它解释理性经济人在实效性评价方面的最大化作用；而最小自由原则是评判社会发展的最低标准；二者的不可调和性说明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不能同时满足所有人的感性需求和理性需求.换言之,按照理性经济人逐利原则建立的社会功利最大化成果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分享的,一部分人欲望的满足必然侵害到另一些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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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化解这一矛盾,必须在帕累托原则与最小自由原则之间作一取舍.森选择了后者,并倡导权利分析法作为分析经济现象的主要手段.森说,“支持基本自由以及与此关联的关于权利的阐述的理由在于：第一,它们自身固有的重要性；第二,它们在提供实现经济保障的政治激励因素上的后果性作用；第三,它们在价值观和优先主次的产生、形成上的建设性作用”.由此可见,森赞成康德“权利出于自由”的观点,并坚持把权利概念延伸到现实世界.在康德那里,权利被定义为“以每个人自己的自由与每个别人的自由之协调一致为条件而限制每个人的自由”,也就是说,权利分析法,探讨的是人与人以及人与物之间本该呈现的关系.所谓的权利分析法,主要体现在交换关系上：即“我”本身拥有什么,还能做什么；“我”的这些资源总和可以交换到什么东西,并强调对“我”需要的东西的实质控制权和使用权.在分析饥荒问题时,森侧重分析人与物,即人与粮食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分析粮食总量.因为就算再多的粮食,只要有人与此无关,也会遭受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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