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类有关本科论文开题报告,关于裂变与复兴相关学年毕业论文范文

时间:2020-07-05 作者: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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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百年沧桑的中国报告文学走入21世纪已经十年了.十年辛苦不寻常.当我们回眸报告文学这一新兴文体的发展进程时,便会深切感到:20世纪80年代是报告文学承续与创造的十年,90年代是徘徊与转折的十年,21世纪以来则是裂变与复兴的十年.近十年来,中国文学经历并仍在持续着市场化生态下的边缘化、商业化过程,报告文学身处其中,很难独善其身.其流变如何、状态怎样,都使我们必须认真面对,而不可采取鸵鸟政策.事实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已经见仁见智:理想派、现实派、悲观派、粉饰派不一而足.一方面,有人为当下的报告文学鼓与呼,认为近十年的报告文学已经进入到近三十年的最佳状态,其成果甚至超越了被学界一直公认的80年代报告文学的实绩;另一方面,也有人冷眼向洋看世界,主张客观冷静地看待当下报告文学的发展.当然,还有人在焦虑、质疑或否定报告文学在当代存在的“合法性”.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由于这一文体突出的跨文体特性,比如新闻与文学的兼类,报告文学被看做是文体边际不够清晰、文体内涵不够稳定、文体层次不够高级的一种另类文体.经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官方的认可――80年代设立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将报告文学与小说、诗歌、散文等文体并立;90年代在中国文学的最高奖项鲁迅文学奖中设立优秀报告文学奖,报告文学的独立地位似乎已无可争议.但从本世纪初以来,对报告文学文体的质疑或否定之声又潜出水面,这主要表现在对这一文体内在品质和外在因素的质疑与否定上.前者认定其“叙述伦理”不合法,后者则焦虑于当下以日渐迅疾公开的网络、电视与报纸的“全媒时代”,对于以题材和内容为关键要素的报告文学的极大冲击.有意思的是,前者的持论者多为报告文学的圈外人士,而后者的持论者多为圈内人.也许这样的质疑或否定在某种层面上讲不无道理,但一种文体的生与死,恐怕很难由个人来决定,这大抵应该是一种综合因素使然,比如说时代政治、文化生态、经济形式、人文氛围等等.这正如网络时代的来临,使全球的人们都在纠结于文学的生死问题一样一“文学就要终结了.文学的末日就要到了.是时候了.不同媒体有各领风骚的时代.文学虽然末日将临,却是永恒的、普世的.它能经受一切历史变革和技术变革.文学是一切时间、一切地点的一切人类文化的特征――如今,所有关于‘文学’的严肃反思,都要以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论断为前提.”希利斯米勒的这段话其实已经很明确地告诉了我们,人类完全可以思考文学的生死问题,但这个问题并不是由人的主观意志所能完全决定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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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近十年中国内地的报告文学正处在一个裂变与复兴的交叉地带.面对这样一个处于交叉地带和交织状态的文体,对其作出行将日薄西山或者一路高歌猛进的判断都为时过早,这就好像近年来有关唱衰与唱盛中国当代文学成就的争议一样.其实,并没有绝对的“衰”,也没有绝对的“盛”,作为个体的研究者,在对一种文体做出状态或趋势判断时,实在应当慎之又慎,至少应该是在实证的基础上来发言.首先,相对于由世界和中国作家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创造的报告文学经典,相对于80年代报告文学在思想与艺术上的全方位跃动,当下报告文学的状态无疑是处在裂变之中的.裂变者,分裂变化也.这具体表现在,作家的写作动机、思想水准、审美诉求和艺术表现呈现多元状态,作品的水准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传统或经典意义上的报告文学写作有之,基于主流意识形态宣传需要的“主旋律”报告文学写作有之,商业化的广告式报告文学写作也有之.这样的裂变共置于同一时空之下,构成近十年报告文学流变的奇异景观,这种文体态势也使得有关报告文学的业内外评论发生“裂变”,甚至连锁波及报告文学期刊办刊理念的裂变.

与此同时,相比较90年代的徘徊与转折,近十年来的报告文学又有了某种复兴的意味.这体现在:其一,在一些力图有所作为的作家,譬如何建明、赵瑜、李春雷、朱晓军、陈歆耕、李鸣生、王树增、徐剑那里,对报告文学文体自身的认识和探索没有止步不前、反而有所掘进.何建明近年在论及当前报告文学创作时就发出了这样的思考:“报告文学中的‘报告’和‘文学’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报告’的精彩、没有丰富的和有特点的内容,‘文学’无从谈起.同样,如果没有能够引人入胜的、生动艺术的表现手法的‘文学’元素在‘报告’中发挥作用,其‘报告’必定乏味之极,其‘报告文学’的文体也将最终走向死亡.”②作家们将这样一些理念灌注于他们的创作之中,使文本更具某种独特陛.近十年来,在报告文学领域还形成了聚焦某种题材的“专业户”,如李鸣生之于航天,徐刚、李青松之于生态与环保,朱晓军、一合之于反腐,王树增之于革命战争,党益民之于西藏边疆等,这不啻为报告文学题材的专精深提供了可贵的经验.与诞生之初、刚刚脱离新闻母体的报告文学相比,今天的报告文学已经超越了新闻体式,更趋向于思想性和主体性的文体,它的写作者的角色担当也不仅仅是新闻记者,而更趋向于具有艺术表达力的思想者.读者对于报告文学的“文体期待” 已远远不在于它所表达的“新闻面”,而是希望获得比“新闻面”更加专精深的信息,特别是作家对于“新闻面”的独特认知和深入思考.报告文学题材“专业户”的出现也许正是应对了这一诉求.

其二,报告文学的社会影响力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近十年里,何建明、赵瑜、杨黎光、卢跃刚、陈桂棣、徐刚、胡平、李鸣生、王树增、王宏甲、一合、徐剑、黄传会、邢军纪、张正隆、梅洁、郝敬堂、李青松等跨世纪作家笔耕不辍,朱晓军、李春雷、朱玉、党益民等新秀崛起.一批作品诸如《中国农民调查》、《根本利益》、《天使在作战》、《木棉花开》、《红与黑》、《惊天铁案》、《昂贵的选票》、《解放战争》、《永远的红树林》、《革命百里洲》、《聂绀弩刑事档案》等引起报告文学界和社会各界的聚焦关注.一些作品甚至突破单一纸质媒介传播的局限,通过电影、电视和网络获得广泛传播.近两年,伺建明的报告文学《国家行动》和《部长与国家》分别被改编成央视黄金时段热播剧《国家行动》和《奠基者》,后者更是成为近十年来央视开年大戏中唯一一部根据报告文学作品改编的电视连续剧.这些声名远播的作品创造了当下报告文学可观的“收视率”和“票房”.尽管题材各异、表现手法不同,但这些作品基本都有一个共同取向,那就是比较鲜明地契合着经典报告文学的核心精神和艺术元素,《天使在作战》和《木棉花开》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其中对于《天使在作战》的题材选择、书写态度和精神指向等倾向于内容方面的诸因素的褒扬,对于《木棉花开》的艺术性和个性化表达等偏重于形式方面的诸因素的赞誉,恰好构成当下对于报告文学内容和形式问题的强烈诉求.在我看来,这正是包含着对经典报告文学的核心精神、基本规范和艺术元素的坚守、继承与光大的诉求.从另一方面讲,这种诉求也刚好反衬出当下报告文学思想与艺术 缺失的普遍性问题.《天使在作战》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报告文学奖之冠,其给予报告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启示无疑是多方面的,这就是必须严格坚守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和文化批判性原则,将艺术的审美性作为报告文学写作的自觉追求.而这正是报告文学作为一种具有强烈现实性艺术形式的永恒的主旋律和立文之本,也是其作为高难度写作的终极目标.这部作品在坚守报告文学基本的文体本性,在艺术的传达性上都体现出经典报告文学的气质与风范,它的全票当选和社会性轰动,也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了读者与批评家对于真正报告文学写作的强烈认同和由衷期盼.朱晓军曾在他的鲁迅文学奖“获奖感言”中说:“真正的报告文学是来自时代前沿的、具有忧息意识和批判性的.报告文学是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脊梁,不论什么时候知识分子都不能丧失良知和操守.”在此,朱晓军所强调的关 键 词 是“知识分子”、“忧患意识”、“批判性”、“社会脊梁”、“良知和操守”,这种写作理念完全应和着经典报告文学的基本法则,为良知而坚守、为真理而殉道,可以说,《天使在作战》正是因为契合与践行这样的法则,才能够成为近十年来最具震撼力的报告文学作品之一.李春雷是近几年来报告文学界的“黑马”,他的仅有二万余字的《木棉花开》引起的轰动,令人想起《哥德巴赫猜想》和《三门李轶闻》在当年的盛况.这篇作品的一鸣惊人和高调好评,当然与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这个大背景相关,但另一方面,又与其独特的书写视角和表达力紧密相连.从题材上讲,这篇作品应该属于“主旋律”范畴,它书写对象的是中共高级领导干部、广东改革开放先驱者之一的任仲夷.如果按照常规来写,很容易写得模式化、概念化、八股化.所幸的是,作者并没有按照惯用模式写作,与许多描述党的高级干部作品的仰视视角,或为尊者和官者讳的观念羁绊不同的是,李春雷既未采取仰视,也未采取俯视,而是采取平视的视角来书写一个特殊的人物.通过精选的细节、精巧的结构、简洁的描写、诙谐而富于激情的语言,作者生动地凸显了一位老革命的真实人性、生动个性和纯正党性.《木棉花开》的成功,为主旋律报告文学写作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当然,如果从更高标准来要求的话,《天使在作战》和《木棉花开》这两部作品并非尽善尽美、毫无局限可言,但它们确是近十年来报告文学回归经典,或者说重现经典风格的难得的代表作.

其三,鲁迅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和“正泰杯”报告文学奖合力举荐佳作,《中国作家》、《北京文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倾力传播佳作,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纪实文学委员会积极组织进行理论建设与批评.

可以说,裂变与复兴,既是报告文学当下状态的真实写照,也是其赖以生存的转型时期政治社会生态特}生的深刻反映.近十年来,意识形态走向多元与多层――国家意识形态、精英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和商业主义意识形态多重互渗,使报告文学文体呈现出多元意识形态的多重影响.其“裂变”在所难免,也实属必然.转型时期的独特社会文化景象,又为报告文学这样一种擅长于真实而刚性介入现实的文体提供了绝好的表现平台,因此,其“复兴”之意当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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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报告文学所经历的新世纪的十年,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转型意义和激变色彩的十年.这一文体由此被赋予了“裂变”和“复兴”的双重元素.尽管我们历数了报告文学复兴的种种迹象并为此感到欣慰,然而,毋庸讳言的是,在近十年中,报告文学的“裂变”却导致了诸多问题的发生以及危机的显现.作为非虚构文学的报告文学对于现实的表现所采取的态度应该是直击、揭示、反思甚至批判,曾以《秘密的中国》名世的报告文学大师基希说报告文学是“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言,因为“假使有人要做优秀的报告文学者,要做生活现实的报告者,非据有毫不歪曲报告的意志,强烈的社会的感情,以及企图和被压迫者紧密的联结的努力的三个条件不可”.如果按这三个条件的要求,在当下做一个真正的报告文学作家其实是需要付出极大勇气、思考力和行动力的.但新世纪以来的情况表明,除却部分选择坚守的作家之外,一些写作者已经背离了经典报告文学所创造的文体核心精神.他们不同程度地丧失了对社会思想文化的反思、批判和引领意识,对转型时期所表露出来的现实重大问题视而不见或熟视无睹;在经济利诱或威权面前,炮制粉饰文章、商业文章和娱乐文章,在误导读者、异化良知的同时,消解报告文学文体存在的基本意义.这部分人已经丧失了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作家的资格,而沦为金钱的吹鼓手和利益的码字人.在有志于报告文学事业的作家那里,也仍然存在文体创新意识缺失和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不可否认,近十年来一些作家在报告文学文体创造上付出了艰辛探索与努力,但总体而言,报告文学近十年的艺术发展之路仍显平庸.多数作家或因局限于自身的知识水平、思维视野和艺术感悟等因素,不愿或不能寻找新路,只能或重复或模仿上世纪以来、特别是80年代经典报告文学作家所创造的语言体式和叙述模式;或在错位的文体感导引下,将小说等虚构文体中不适宜报告文学的修辞技法舶来,以至于出现真实与虚构混淆不清等致报告文学于窘地或死地的尴尬情境;或仍徘徊于新闻报道和宣传模式之中,使报告文学沦为三流宣传稿和文学等外品.另外,近十年专事报告文学写作的中坚仍然是那些跨世纪的、年过四旬或五旬甚至临界六旬的“老”作家,类似以小说轰轰烈烈搅动文坛的70后和80后那样的作家则几乎未见,报告文学的代际继承快要从“裂变”变成“断裂”了.

与创作形成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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