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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白鲁恂运用心理文化分析等三种主要研究方法着重对中国政治文化进行探究,认为中国政治文化中有着显著的派系政治的特点.中国派系政治源于权威政治,权威政治为派系政治埋下萌芽的种子.派系政治又是在地缘、血缘基础之上的宗派家庭制度的关系政治中发展而来的,关系政治是其基础.而派系政治的形成最终都是为了获得安全感,进而取得政治权力.白鲁恂对于中国派系政治的分析对当今中国政治社会的建立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与现实性.
关 键 词：白鲁恂；政治文化；派系政治
中图分类号：D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9-0068-03
一、白鲁恂及其中国政治文化研究方法
1921年,白鲁恂出生于中国山西省汾州一个派驻中国的公理会传教士的家庭,从小受中英双语教育.少时,返回美国进行系统科学教育.1947年,白鲁恂进入耶鲁大学学习,在大师阿尔蒙德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读博期间,他与多位政治学家共同探讨国际关系下的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因素,有着扎实的、丰富的理论背景.1956年,白鲁恂受聘于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担任政治学系的教授,由此展开了其35年的任教生涯,并且推动了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的独立.他多次担任比较政治学委员会组织推出的学术著作的主编或者联合主编之一,并在1988-1989年任美国政治学会的主席一职.
白鲁恂作为政治发展理论和政治文化研究的大师,突破了传统研究政治学的方式方法,注重政治过程中的文化因素与心理因素分析,认为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人的观念及行为.除心理文化分析方法之外,白鲁恂也采用了当时政治文化研究较为流行的大众问卷调查分方法以及个案研究的实证研究方法.通过前期的广泛大量调查以及深入访谈,白鲁恂根据所得实情,对20世纪初期的混乱动荡的军阀政治、建国后的文化大革命、1989年天安门广场事件等多个敏感政治事件进行了分析,得出了独到见解.第三个研究方法即为权力研究法,白鲁恂紧围政治权力展开观察、分析与论述,对中国的政治权力的来源、形成与发展做了充分分析,在此基础上得出了中国政治文化中独有的道德政治.
目前,由于特定社会及政治背景,中国大陆学者对白鲁恂的了解与研究较少且范围较窄,因而相关的文献并不多.较早出版的介绍白鲁恂政治文化观点的应为王乐理教授所著的《政治文化导论》,对其政治文化观点进行系统总结的应属张英魁教授的博士论文：《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及现代价值――以白鲁恂的研究为考察中心》.相比,台湾及香港学者对白鲁恂的关注度较高.台湾学者翻译了白鲁恂较为著名的关于中国政治文化的书籍,如《中国政治的与常》、中国人的政治心理》、《中国的商业谈判作风：一个文化心理的剖析》等.此外,还出版了专门研究白鲁恂观点的书籍,如《政治文化的沉思者》.但目前所见的译著质量不算高,有漏译、误译的情况[1].对白鲁恂中国政治文化观进行系统总结的学者对其观点的综述大多相同,毕竟白鲁恂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观的阐述集中体现在基本著作中,不大容易有创新性.本文希旨在梳理白鲁恂关于中国派系政治的相关观点,并分析其观点的现实性与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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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政治文化之派系政治
首先要提及的是白鲁恂分析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派系政治的大背景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具有一定的历史性.
在《中国政治精神》中白鲁恂曾指出,相对于其他转型社会中显著的认同危机,中国社会中有着极为明显的权威危机.而权威危机是派系政治形成的一个前提、理论背景.如前所述,中国人有着强烈的服从权威的心理,“中国的家庭是辅助政治统治最主要的社会单位.中国儿童从小第一次对于权威的感知和对于“政治”的体验就是严厉和全能的父亲形象,这样儿童在走向社会之前便形成了最初的政治观念：遵从权威并按照规矩行事会获得安全和荣誉,所以中国人从小便对权威有着极高的期待.长大成人走向社会之后,中国人会发现整个社会是按照家庭中的政治逻辑运作的,于是服从权威和压抑自身攻击心就成为最好的选择”[2].由于从小所受教育及社会化的过程,使得人们对于权威强调服从而最终变得惯性服从,以为只有在服从权威的条件下,人们才有可能获得安全感及稳定的社会秩序.
而另一方面,人们在服从权威的同时,又会不自觉的表现出害怕、不信任权威的态度,毕竟政治权威不像父权那样容易看得见、摸得着,在讲求等级概念的社会中,政治权威始终高于公众,强调公众对其的绝对服从.正是由于这对权威服从的矛盾心理而产生了权威危机,对权威的既害怕又尊重的心理使得派系政治的发展理所当然,爱于集体行动而非个人行动的公众,会认为集体行动更为保险,至少发生权威危机时,受害的不会是自己一人,这种依赖于集体寻求安全感的不安定心理常外现于中国人的行为之中.因而,权威危机作为背景,为派系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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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鲁恂认为关系政治是派系政治的基础,是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他在研究中国政治文化时尤其强调“关系”在中国政治文化中的特殊影响.不同于西方国家出于共同政策利益而组建团体,中国强调的是以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派系.关系成为了影响中国政治的重要因素.人作为社会的基础组成单位,其价值的只有在放在社会关系人际网络之中才能加以判定,被他人肯定,“建立在不同的地位及与他人的不同的关系,个人应有着不同的、适当的行为.[3]”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以关系为基础的政治派系多以血缘及地缘关系而组建,也就说,关系的结合多为本家族或本区域的关系结合.重关系、轻政策的观念使得派系政治在中国广泛发展,派系政治是由关系政治纵向发展而来.“中国社会几乎没有表现出超越家庭、宗族及人际关系的社会融合”[4].更多的是基于不同关系基础之上的各个派系之间的斗争.可以看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是由宗法家庭制度向外延伸扩展而来的,在道德上所要求的就是对不同对象的“效忠”表现.中国人极为重视扮演好在社会关系复杂网络中的角色.在传统宗法观念的强烈影响下,家庭关系的伦理规范自然而然地被扩延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纲纪,政治和道德被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父权扩展为治权,治权又戴上父权的色彩,人伦关系强化为尊卑名份的人身依附,尊贵者因卑贱者的片面无限依附而取得人身控制权”[5].由此得知,政治人物要想获得的政治权威,人际关系的建立是一大基础.人们“为了获得安全感,求得生存,会使得人际关系网与其他人际关系网联结,在政治上形成所谓的政治派系,而且派系中的领导者和追随者同样迫切的需要对方,尤其是当他们感受到压力和忧虑时,这种需要就特别强烈.[6]”运用权力研究方法,白鲁恂对当时中国派系政治作了进一步分析.在上下层级明确、权力个人化的中国,更容易滋生以关系为基础的派系.权力个人化的泛滥,使得“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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