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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控制权相关论文范文例文,与金融契约理:基于控制权视角的最新相关毕业论文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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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权全部转移给另外一方.然而,现实中企业控制权转移方式与此并不完全吻合.Kaplan&Stromberg的实证研究表明,[12］(1-35)现实中企业控制权分配的变化很少来得这么突然；相反,企业家（或投资者）拥有的控制权往往是随着企业绩效的变化逐渐增加或减少的.基于上述缺陷,Kirilenko(2001)以及Dessein(2005)提出了控制权的连续变量分配模型.遗憾的是,他们在强调控制权可以相互分享的同时,却将控制权视为静态配置.Vauhkonenetal(2003)则将控制权配置的两个因素结合起来,提出了连续且相机的控制权配置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如果企业绩效信号显示为“坏”,投资者获得企业全部控制权；如果信号质量为“中”,则缔约双方共享控制权（联合控制）；如果信号显示为“好”,则企业家保留全部控制权.他们还证明,在一定参数限制下,信号依存的控制权配置契约明显优于其他控制权配置方式.[13］(281-315)Kaplan&Stromberg(2004)关于美国风险资本融资的实证研究发现,风险资本融资中运用最普遍和最重要的两个工具就是可转换证券的广泛使用和控制权的相机配置.Schmidt（2006）进一步提出了条件依存控制权配置,他们认为尽管现实中我们无法直接根据自然状态来确定控制权配置,但通过将控制权和现金流权连接起来,就可以实现自然状态的隐性契约化.他们的模型对风险资本融资实践中现金流权利和控制权的分离提供了合理解释.作为Schmidt（2006）研究的补充,Hellmann(2006)对一种特殊形式可转换证券,也就是所谓的参与式可转换优先权益和强制性转换的组合使用进行了分析.在这一金融结构下,风险投资者在坏状态下比好状态下拥有更大的现金流权,并且不得不使用强制性转换来实现有效率的退出决策.[14]四、控制权动态配置的实现：不同类型金融契约治理效应的比较
Jensen&Meckling(1976)开创了从资本结构视角研究代理问题的先河,他们认为企业或项目的价值并不像MM定理所假定的那样是固定不变的：它受管理者行动选择的影响,特别是他们的私有收益行动.基于这些思想,他们发展出了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两种融资方式之间的替代关系模型.Myers&Majluf(1984)则分析了经营者拥有的私人信息所引发的代理问题,他们提出的优序融资理论强调潜在外部投资者由于信息劣势而对投资对象的风险评价过高,过高的投资报酬要求迫使经营者优先采取内源融资.随着不完全契约理论的不断发展,对管理者自利属性的认识在公司金融文献中逐渐得到重视.
Grossman&Hart(1982,1988)明确提出可以将资本结构视为一种管理层激励机制,认为企业破产机制是驱使管理者追求利润的一种有效机制.他们认为,如果管理者不寻求价值创造,公司破产可能性就会增加,而一旦破产对管理者来说代价是惨痛的（声誉损失、失去获取私有收益的机会等）,因此负债能够促使管理者努力工作,更多的追求企业价值创造.Jensen(1986)提出的“自由现金流”理论则从另一个视角分析了负债的激励约束效应,他认为负债要求企业用现金支付本息,这将减少管理者可以自由支配的“自由现金流”,因而有利于抑制管理者的“奢华生活、过度浪费”等私有收益行动.Hart&Moore(1998)的研究也表明,债务能够通过现金流限制来阻止管理者为获取私有收益而实施非盈利的投资项目.不同于Jensen(1986)的研究结论,Stulz(1990)认为公司现金流状态对管理者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存在相反的作用,他的研究表明当企业内部现金流（对外部投资者不可观测）很高时,管理者可能会产生过度投资；但当现金流很低时,管理者则可能发生投资不足.
Wu&Wang(2001)最近构建权益融资的逆向选择模型在更大范围内揭示了管理者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影响因素,特别是他们指出管理者控制权私有收益对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产生相反的影响效应.他们还通过模型证明,一定水平的管理者控制权私有收益有利于企业降低投资不足,进而增加企业价值.之后,Wu&Wang(2005)又在一个整合的理论框架下分析了到底公司财务变量如何影响管理者的投资决策.他们通过引入控制权私有收益产生的代理成本拓展了Myers&Majluf（1984）模型,研究结果表明,[15］(649-679)许多公司融资变量对投资不足或过度投资存在相反的影响效应.私有收益加剧了过度投资,但有趣的是少量私有收益能够降低投资不足进而提升公司价值；同样,内部人所有权的增加有利于减轻过度投资,但却加剧了投资不足.
Douglas(2002)从管理者与所有者代理冲突以及股东与债权人代理冲突之间的交互效应出发,分析了企业资本结构与管理者激励控制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企业资本结构的变化,两种代理冲突会相互转化,因此企业需要在两种代理成本之间权衡,进而确定企业最优资本结构.Williamson(1988)更是进一步明确指出,负债和权益是两种不同的“治理结构”,而不仅仅是“融资工具”.国内学者中,田利辉（2004）通过“杠杆治理、预算软约束和中国上市公司绩效”的实证研究发现,债务融资非但没有提升我国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反而扩大了经理人的代理成本.基于这一实证研究发现,田利辉（2005）进一步探讨了债务融资和经理人代理成本协同关系的产生原因,分析结果表明,随着银行贷款规模的增大,在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中,经理层的公款消费和自由现金流增大,企业效率和公司价值下降；而在民营资本主导的上市公司中,上述关系则并不显著.基于这一发现他们认为,借款企业和贷款银行共同的国家所有产权是银行贷款和企业经理腐败协同关系存在的必要条件.
随着可转债市场的发展,许多学者也对这一衍生金融工具的治理效应进行了分析.Berglof(1994)通过不完全契约模型分析了风险企业家的退出机制,认为可转换债券既可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也能够保护企业家私人利益免受损失.Isagawa（2000）指出,[16］(915-945)“自由现金流”理论过于依赖单纯负债带来的“破产威胁”,可能会引致相反的问题――投资不足.他在Mayers(1998)研究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简单数学模型,论证了带有可赎回条款的可转债有利于阻止管理者投资决策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接着Isagawa（2002）还进一步比较分析了债务――权益转换与可转债两种金融工具在抑制管理者机会主义上的差异.分析结果表明,尽管权益――债务转换和可转债都能够通过动态调整企业资本结构来诱导管理者实施有价值的投资项目,降低投资决策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动,但这两种金融工具的作用机理却存在显著差异.
Schmidt也构建模型集中分析了可转换证券的激励特性,分析结果表明,[17］(15-26)可转换证券可以用于内生的根据自然状态和企业家努力水平来分配现金流权利,这一特性可以用于诱导企业家和风险资本家实现有效率的投资,而且当存在再谈判以及变化投资时间和信息流的情形下该研究结论也是强壮的.因此,他认为一个设计合理的可转债契约在抑制管理者机会主义行动上严格优于标准的债务或权益契约.Isagawa(2002)从管理者堑壕视角出发构建模型揭示了为什么企业发行可赎回可转债,他认为可赎回可转债能够通过强制转换来调整企业债务水平,进而有利于降低企业破产或被敌意收购的威胁,维护管理者堑壕地位,而这是任何权益和债务契约都无法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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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最近几年我国可转债市场的快速发展,国内学者也开始探讨可转债融资引发的激励约束效应.何佳等人（2005）认为,[18］(1139-1166)我国企业再融资中出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企业将获得的资金转移用途,而且企业在融资前后业绩由好变坏的现象很普遍.他们构建可转债模型表明,由于内部投资者将融获资金转移用途或企业业绩大幅下滑时,可转债投资者可以利用回售条款将可转债变成短期债务,使内部投资者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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