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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觉系统、推理系统构成的双系统模型为例,来分析行为经济学家正在建构的描述性选择理论框架.

(一)直觉和推理双系统模型的基本结构

Kahneman等人建构的双系统思维模型由直觉系统和推理系统组成.直觉系统具有以下与感知系统类似的属性：迅速、自动、联想、无需费力、不易被控制或调整.推理系统具有以下属性：缓慢、连续、费力、被审慎控制、相对灵活、有潜规则须遵循.当然直觉系统并不像感知系统那样,局限于处理各种当前的刺激,直觉判断可以处理知觉、概念,并可以被语言唤醒.而推理系统不仅通过审慎的推理形成判断,还具有监督思维过程和外显行为的功能（Gilbert,2002,quotedfromKahneman,2003,StanovichandWest,2002）,特别是监督直觉系统的运作.但推理系统的监督非常松散,许多直觉判断得以自由表达,而许多错误也由此而生［15］.感知系统和直觉系统产生印象,这是所有判断的本源.直觉系统和推理系统则在经验过程中形成有效判断积累――知识――和印象基础上形成判断.

(二)可达性启发与判断偏差

与推理系统经过慎密的推理形成判断不同,直觉系统依靠启发过程形成判断.可达性指特定思想内容进入思维的容易程度(Higgins,1996,quetedfromKahneman,2003；TverskyandKahneman,1974).是直觉判断分析的核心概念.可达性评价是决策者自然进行的评估过程,是对感知和记忆中认知流利性的自然评估［14］.比如就高度或体积判断而言,叠加在一起的方块比一堆散放的方块的思维可达性要强得多.可达性是一个连续区间,在一端具有感知系统和直觉系统的特点：快速、自动、毫不费力；而在另一端具有推理系统的特点：缓慢,连续处理、费力.由于可达性具有感知的显著性、注意的自发性和随意性、反应触发的临时性与联想激活等含义［14］,决策者的直觉判断不仅要受到与物理背景相关的物理显著性的影响,也会受到与历史背景相关的选择性注意影响,还要面对反应触发和联想激活的随机扰动的影响.因此,在行为经济学家看来,外在的刺激与决策者的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具有内在的不可预见性.

当选择问题目标属性（比如正统经济学效用最大化理论中效用就是选择问题的目标属性）可达性较弱时,决策者如何进行判断和选择呢?KahnemanandFrederick［15］建构了属性替代的启发式判断模型：决策者将判断对象之可达性较弱的目标属性替换为与之相关的、思维可达性较强的启发属性,并通过对启发属性的评价来间接形成关于目标属性的判断.简言之,启发式判断就是按照易于想象的原则,对待决策事件具体化,以进行判断与选择.实验表明,属性替代的实质是：属性替代使得判断对象发生了变化,反应者答非所问,对他们没有被问及的问题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答［14］.比如,当被问及两支足球队谁更可能获得比赛的胜利时,我们马上将可能性（目标属性）替换成足球队的实力（启发属性）的比较（比如各个球员的技能、身体素质,球队的战绩等）,我们最后回答的并不是哪支球队赢的可能性大,而是哪支球队的实力最强.决策者判断中的很多偏差,比如代表性、小样本、锚定效应产生的偏差等,都可以用判断启发过程中的属性替代来解释.

情感因素也作为一种启发属性,被整合进了Kahneman的双系统模型.有很充分的证据说明每种刺激都激起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情感评价（Zajonc,1980,Bargh,1997,quotedfromKahneman,2003）.Kahneman,Ritov,andSchkade(1999)指出,自动的情感评价――态度的情感核心――是许多判断和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在Kahneman等人的双系统模型中,把情感反应当作启发属性,可以广泛运用于各种复杂情形.

在Kahneman建立的综合模型中,推理系统作为思维的监督者,参与了所有的随意行为.这隐含着直觉判断错误将可能来自于两个系统的失败：直觉系统产生错误的直觉,且推理系统没能检测并予以修正（KahnemanandTversky,1982a；quotedfromKahneman,2003）.尽管判断启发会产生偏差,在推理系统的审慎参与下,人们可以通过在偏差中学习,使在特定环境下直觉判断所违背的规则足够早地进入思维,从而驾驭直觉判断,纠正判断偏差.比如根据模糊性来判断距离,在大雾天会出现偏差.对司机进行训练,让他们掌握大雾天产生距离判断偏差的知识,可以削弱判断偏差的影响.但是由于直觉印象通常首先形成,这将形成后续判断的起点和基础――所谓的“锚碇”我们用Ariely,Loewenstein,andPrelec（2003）的实验来说明锚碇和锚定效应.对被试提出是否愿意接受以他们的社会安全号后两位作为购买价格的问题后（无论回答是否）,在对无线键盘的定价中,社会安全号后处于00―20的被试的平均定价为$16．09,而处于80―99的被试的平均定价为$55．64.实验表明,由于被试对无线键盘的价格信息了解不充分,在与无线键盘定价不直接相关的陈述中,被试会形成赖以进行判断或选择的基准――就像抛锚之锚碇,从而影响了价值判断.,从锚碇开始的修正很难是充分的.因此,直觉判断的偏差并不会完全消除.

(三)双系统选择理论：反射机制和适应机制

我们看到,在Kahneman［18］提供的选择理论框架中,可达性和直觉与感知之间的类比发挥着核心作用.局部选择理论（KahnemanandTverksy,1979）的核心思想就是变化与差距比绝对水平的刺激的可达性要强得多.在结构化效应［16］中,虽然专业训练可以减少结构化效应中问题的不同描述或展现方式所带来的选择不一致,但是理性选择模型永远必须面对一个具有有限智力的主体,而这个主体将不得不面对缺乏客观陈述的现实［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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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直觉和感觉将根据可达性启发原则形成高度可达的印象,为直觉系统和推理系统形成判断提供基础和起点.因此,直觉决策将被特定情形下的可达性启发所塑造,可达性较强的特征将影响决策,而可达性较弱的特征将基本被忽略.由启发式判断提供的可达性较强的判断或选择,将变成潜在的锚碇,成为后续选择和判断的基础和起点.即使推理系统深思熟虑地予以规范与驾驭,在锚定效应见注10.的作用下,推理系统也只能对直觉判断进行逐步的调整.这样,可达性启发与锚定效应将在判断和选择中发挥关键作用.因此,在判断和选择行为中,从很大程度上讲,直觉系统提供了对外界刺激的反射机制,而推理系统则提供了对外界环境的适应机制.在决策者和外部环境的随机互动过程中,直觉系统和推理系统构成的选择系统,决定了决策者高度随机的判断和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