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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方面论文范文素材,与经济学的困境与行为经济学的解构相关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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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参与者意识到博弈对手也在学习时,学习机制将变得更加复杂.前面提到的学习机制都是适应性的、回顾式的,而复杂的参与者则是前瞻性的,他们具有战略远见,他们知道博弈对手在学习,能够预料对手的行为策略如何变化.因此,他们将采取策略引导(Camereretal．,2002)：选择当前的行为策略,引导其对手学习,使其在将来采取对他们有利的行为策略.这种复杂的博弈过程,在商业银行贷款业务中可以经常见到,借款人知道银行评估客户信用对客户借款历史数据的依赖,因此,通过小借小还建立信用记录,引导银行对其做出积极的信用评价,从而建立信用,为大借不还创造条件.
总的来看,在考虑学习机制后,在复杂参与者之间的策略互动过程中,参与者相互引导,局中有局,博弈过程异常复杂,对博弈论的现实基础则提出了更深刻的挑战：在参与者的相互引导和学习过程中,弈局本身进入了持续演进的过程,并不存在标准经济分析中的重复博弈,当然也不存在标准经济分析中的博弈均衡.在持续演进、非重复性的博弈过程中,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逐渐取代了任何单一参与者的理性计算,成为行为分析的基础和目的.
二、社会效用
在正统经济学中,经济人追求主观效用最大化,被认为是利己主义的典范.但行为经济学家在决策者的利己动机之外,更加关注决策者在决定自己的行为时,如何考虑他人的行为对自己的影响和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影响――社会效用.
在下述囚徒困境的博弈中,参与者如果合作将达到整体最优,但从自利角度都会选择不合作,博弈均衡是（背叛,背叛）.
许多试验表明,在一次性的囚徒困境博弈中,在大约一半的博弈中,参与者采取了合作策略.合作的参与者通常说,他们期望其他人也会合作,这与合作是互惠的说法是一致的,而不仅仅是利他或某些道德准则使然.这种合作行为承载的不仅是期望,而且是一种信任.Coleman(1990,quotedfromZinn,2004)引进了理性信任的概念,信任被作为理性计算的结果而引入.“在知识无能的地方,信任便开始了”（Lewis/Weigert,1985,quotedfromZinn,2004）.由于信息不完全、有限理性、时间有限等限制,决策者无法进行充分的学习或交流,信任成为决策者解决现实问题的重要行为策略.在决策者和其交易对手之间,必然有某种默契或潜在的交易规则,破坏潜规则的行为将削弱直至废除这种信任关系.在囚徒困境中,研究表明,只要参与者拥有对不合作的参与者惩罚的机会,或者参与者之间有沟通的机会,合作就会增加.在合作与冲突并存的现实环境中,信任关系的选择性（选择可信任者）和惩罚性（惩罚违背潜规则的不可信任者）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人类的合作行为高度依赖于彼此间的信任关系,尽管这种信任关系总在持续地发生变动.
而在下述终极交易［3］中,我们看到了决策者对交易公平性的关注.
甲乙两个被试被告知,甲被授权就某一笔财富在两者之间进行分配,甲向乙提议一个一次性的分配比例；乙如果接受,甲乙就按分配比例各自获得相应财产,如果拒绝两人都一无所有.
如果甲乙都是自利的理性决策者,甲将把分配比例控制得尽可能小,而乙将接受只要不是零的分配方案.但实验表明,平均的分配比例是30%―50%,分配比例低于20%的提议有一半被拒绝了.乙拒绝甲的提议显示了对不公平分配行为的报复动机.
当在终极交易中引入竞争时,交易对手之间的互动关系则进一步发生显著变化.设想有两个提议者向乙提出分配方案,乙接收分配比例最高的提议.由于竞争的引入,提议者把所有财富都分配给乙是博弈均衡.实验表明,竞争导致非常不公平的分配――提议者几乎一无所获［3］.
在上述参与者之间的互动行为过程中,涉及了利他主义、公平、信任、报复、仇恨、互惠和敌意等社会动机.这些偏离自利假设的经济现实受到行为经济学家越来越多的注意.他们着手建立了多种社会偏好的模型.比如差距厌恶模型(BoltonandOckenfels,2000；FehrandSchmidt,1999）,假设人们有减少他们与其他人的回报差距以求公平的动机；社会福利模型(AndreoniandMiller,1998）,假设人们喜欢增加社会剩余,帮助低收入阶层,这通常会导致帕累托改进；互易模型(Rabin,1993；DufwenbergandKichsteiger,1998）,假设决策者根据交易对手行为的公平性,决定是提高还是降低其他人的回报,这经常导致破坏帕累托效率的行为.GaryandRabin［16］的实验证明,相对差距厌恶而言,人们更加关心增加社会福利――做出牺牲以提高所有人的回报,特别是低收入者的回报；人们通常也会表现出互易性：如果其他人不愿意做出牺牲,他们也会不愿牺牲以追求公平的结果,甚至惩罚不公平的行为.
我们借用终极交易的案例来总结一下正统经济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在人性假设上的分歧.当甲被试意识到乙被试可以将$100在他们二人之间按照（$50,$50）进行分配时,他将拒绝（$92,$8）的提议,尽管这将意味着他们均将因此一无所获,即都得到（$0,$0）.在行为经济学家看来,这种行为表明决策者的选择并不总是遵循自利的原则,否则他们就会接受尽管不公平,但却比一无所获要好的分配.人在这种现实问题中表现出对公平的偏好,当公平性遭到破坏时,他将采取非自利的报复行为,对对方进行惩罚.这种非自利的报复行为无法被自利原则所涵盖.但同样的问题,正统经济学家却可以给出不同的解释,决策者在这种博弈中牺牲$8得到$0的行为并不是牺牲行为,而是比较复杂的、自利的名誉建立行为,如果没有这种局部牺牲,他将被认为是软弱可欺的,由此在后续的其他博弈中蒙受更大的损失.这样,在正统经济学家看来,报复行为才是实现效用最大化的自利行为.由此,正统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在社会效用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在正统经济分析中,裁缝为了给自己带来更多的财富而缝制衣服；而在行为经济分析中,裁缝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更好而缝制衣服.但是他们的分歧并不是实质性的,在两种情况下,裁缝都是出于自己的某种偏好,在两种行为背后都有一颗评价、估计行为的心,而社会效用和个人效用就好像这颗心的不同侧面李子奈,冯燮刚（2005）以及博兰（1997）的分析表明,“效用最大化”是不可反驳的.在终极交易情形中,在正统经济学家看来,行为经济学家没有找到使之最大化的效用..只要我们的分析要以这颗心为前提,正统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在行为动机方面的分歧就不会消除,一如正统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至今无解的争论.
三、未知世界中的决策理论
从决策理论的发展来看,正统经济学最先提出并系统建构的效用理论适用于决定性世界（特定行为指向惟一的特定结果）；其后,正统经济学放松了对行为结果的决定性要求,建立了适用于确定随机世界（结果集和概率分布都确定）的预期效用理论；随后进一步放松了对概率分布确定性的要求,建立了适用于模糊随机世界（结果集已知,但概率分布不确定）的主观预期效用理论［9］.但在无法确定结果集的未知世界,正统经济学尚未形成系统的决策理论.在20世纪后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行为经济学主要局限于正统经济学的框架之内,追求心理现实化的目标,对相应世界决策理论进行修正和完善在确定随机世界的这类理论数不胜数.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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