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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北京大学法学专业硕士在读的王笑红翻译了一本书,《西方法律思想简史》.王笑红说,这本书对她后来的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我觉得与我合作的很多作者,很多法学界的老师都是因为这本书而知道我,信任我的.”

当年法律出版社计划出版这本书,原是请贺卫方教授来翻译,贺卫方则推荐了学生王笑红来翻译此书.“贺老师是非常喜欢这本书的,我曾经看到他手边的书,上面密密麻麻作了很多边注,他非常重视这本书.交给了那个时候的我,我那个时候才二十四岁吧,很感激老师.”更直接的是,王笑红对出版的最初印象也多缘于这位导师,“回想起来,国外好多很好的出版社的名字和LOGO,都是最先在他那里了解到的；因为他经常著书、主编丛书,也经常跟我们讲一些出版的事情,像是天头低脚等出版术语都是在他那里知道的.”据说,贺卫方当年考入中国政法大学,到北京的时候,站在商务印书馆的门口朝大楼鞠了一躬,以谢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书对他的滋养.贺卫方对出版的这番情缘大概也是影响了不少学生.2003年8月,王笑红经由贺卫方的引荐,到上海三联书店从事编辑工作.

到上海三联之后,王笑红编的第一本书是北京大学强世功教授的法律随笔集《法律人的城邦》,是很不错的起点.这本书将法律人这一职业群体放置在了中国法治的思考重心,追寻了法律人在“法律人的城邦”这一伦理生活的共同体中的精神追求.之后陆续编辑了《认真对待权利》、《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弱和病痛》、《书店的灯光》、《事故共和国：残疾的工人、贫穷的寡妇与美国法的重构》、《近代私法史》、《举全村之力：如何培养健康、快乐、活泼的孩子》、《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性与性别学术丛书”）等多是学术著作,且专注法学著作.

法学自然是王笑红擅长的领域,在北京科技大学念本科时,她便常去北京大学旁听贺卫方的课程,后来考入北大法学院,师从贺卫方攻读硕士学位,工作后又考取了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专业的博士,导师是何勤华教授.其间相识的诸多学界师长和同辈,后来也都成为王笑红转入出版之后的合作者,亦使得她在初入出版的第一阶段,对法学著作的编辑用心颇深.对王笑红而言,出版其实是一个“与有情人做快乐事”的过程,应该建立在友谊和信任的基础上.这一点,她从未或缺.包括后来转向其他类型的图书的编辑,也结识了很不一样的合作者.比如2008年出版的《书店的灯光》,便是由原一介书屋的经理段晓楣策划的；2012年,尧波的《制陶术的生成》是由李伟为策划,“出版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是,到后来它是一个与朋友之间的合作,你可能由某个朋友认识另外的朋友,大家基于一种信任同你一起做这本书.”

对法学出版的敏锐判断

《书店的灯光》和《制陶术的生成》等书,或许可以看作王笑红所编辑作品的转向.

2010年前后,王笑红又编辑了《哲学家在想什么》、“大众文化与哲学”（《哈利·波特的哲学世界》、《黑客帝国与哲学》、《指环王与哲学》）,《美第奇家族兴亡史》、《西夏艺术史》,黄佟佟《最爱的男子》和《浮世爱情》,黄爱东西《夏夜花事：双城记之广州》,丁天《深情至此：双城记之北京》,李开周《民国房地产战争》等等,逐渐展露一个出版人的开放视野,尝试去做了各类图书,也给了她与做法学著作相比不一样的体验.“比如做《书店的灯光》,是很轻松很愉快的,相比之下,做学术书则非常辛苦.做学术译著的编辑,首先是做必要的校对,保证译文忠实准确流畅,接下来是做好索引、注释等编排,使之符合学术规范.而且坦白说,法学的学术书的销量是非常低的,甚至出版社在亏本,但整个编辑过程却是付出最艰巨劳动的.”

此前对各类题材的尝试像是一种涉猎,近两年王笑红又回到最初的原点,关注社科领域的出版,因为“意识到自己在社科方面,尤其是法学、政治、历史方面是最有判断力的”,编辑了《<老乞大>与<朴通事>：蒙元时期庶民的日常法律生活》、《誓言：奥巴马与最高法院》等作品,选题相比早前的作品更精当.

作为“法政文丛”的首作,杰弗里·图宾《誓言》于八月甫一出版,即受到相当大的关注.图宾也受邀到首次来到中国与读者见面.在上海书展的现场,在广州方所、佛山的南方国际文学周,受到中国读者的热烈欢迎,每个活动现场满满都是站立或者席地而坐的听众,随行的他的儿子亚当直呼Amazing.王笑红甚至遇到一个早在二十年前便开始阅读图宾作品的读者,看到《东方早报》8月14日对图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