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方面论文范文文献,与现代西班牙汉译文学的译介策略相关论文英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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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译介主体、译介对象以及译介策略对现代西班牙汉译文学进行阐释.译介主体具有作家和译介者的双重身份,他们分别隶属于不同的群体.而译介者所采取的译介策略与主体(和对象)的变化息息相关.本文依据以色列学者吉迪恩图里的“翻译准则”理论,对译介者在翻译中所采取的译介策略进行分析,以此论证译介者以作家身份建构现代中国文学的同时,也把译作作为建构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一部分.

关 键 词 ：西班牙汉译文学：译介策略

中图分类号：1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09)03-0116-8

现代西班牙汉译文学一直处于现代译介文学的边缘位置,其被译介的数量和规模都无法与英、美、俄、日等国家的文学译介情况相提并论.但在现代阶段,对它的译介一直没有中断,而且业已达到译介上的自觉.因此,无论是把它归入欧洲国家文学的支流还是归人弱小民族国家文学的行列,都无法尽述其在现代文学中的独特性.故对西班牙汉译文学译介者的译介策略进行钩沉,必能打破以往的盲点,了解西班牙汉译文学在现代文学译介中的意义.

一、谁在译―一群体角度观照下的译介

西班牙汉译文学在中国现代译介文学中并没有处于主流位置,对整个现代文学的进程也并未引发决定性影响,但如若对整个西班牙现代汉译文学进行细致分析,便可从中窥测到它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程的相似处和一致性.探究这种一致性的原因即可发现,现代西班牙汉译文学的译介情况有着明确的时间段的区分,这种区分除了有时间上的标志以外,最重要的在于译介者群体在不同的时段发生了变化,而译者的变化同时引发了译介重点的变化.

周瘦鹃是译介西班牙现代文学的第一人,但他只是碰巧做了第一,并非自觉译介的结果.周作人对伊巴涅斯的著作的翻译显然已经摆脱了初始的茫然阶段,他的译介有着明确的目的――“同情弱小民族国家的处境,希望欧洲小国的复兴”.无论是最初的不自觉还是有了明确的目的,在《小说月报》兴起之前,对于西班牙文学的译介是零散而不成系统的,也未能有共时性的评介.这种情况到了《小说月报》兴起后有所转变.在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中,以茅盾、赵景深、赵家璧为代表的《小说月报》群体,无疑是第一个大力译介西班牙现代文学的群体,西班牙汉译文学具有了系统性和一定的规模,但仍然没有表现出多样性.

在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的译介中,西班牙文学译介中现实主义文学一枝独秀的情况得以扭转.译介的主要阵地已经从《小说月报》转移到《现代》上来.以《现代》杂志为基础,逐步形成了以戴望舒为中心、包括施蛰存、徐霞村、杜衡、卞之琳等的译介群体.虽然很难用现代文学中的某一个流派来统称这些译者,但他们都是在创作上追求艺术性的作家,译介者的第二重身份并未因创作上的分歧而导致本质的区别.对文本的审美性和艺术性的追求,对文本形式因素的自觉重视等都是这派译者所共同关注的问题.

在前两个十年的文学译介中,社团性质或者说群体性质都比较明显,而如果单从译介者的身份角度来看第三个十年的文学译介的话,似乎很难得出一个比较明确的流派倾向,但从第三个十年文学译介的历史语境来看,对于这个群体的命名可谓比较容易.由于战争的发生,纯文学在这一时期成为了空言艺术的奢侈品,如何通过文学作品(包括译作)实现对革命的参与,成为摆在所有中国作家和文学历程参与者面前的重要问题.于是,围绕着《译文》杂志的左翼文学群体,通过对作家作品的译介来表现和中国具有类似经历的国家人民的反抗和革命.

在现代西班牙汉译文学中,中国的译介者大多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参与者,译者和创作者的双重身份使得译作成为他们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的另一重方式.选取何种文学作品进行翻译以及如何对他们进行阐释,都是现代文学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强调写实性的茅盾,还是追求审美性的戴望舒,又或对文学革命性有所追求的左翼作家群,他们都担负着创作与译作的双重任务.如果说他们通过自己的创作完成了对现代中国的现代性的建构的话,那么通过他们的有目的的译介,也完成了对中国现代性历程的另一重建构,而这种建构无疑与他们的第一重建构有明显的互文关系,两者之间的互相解释性并非不可行.作为译介个体的译者本身,由于自身的审美取向和艺术追求,对文学自然有着不同的构想,然而除了受制于自身的构想外,意识形态和历史语境的限制也成为他们译介中不得不参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关注译者的问题,其实也是在关注历史语境的问题,通过对译者群体的分析,只是完成了对于译介主体的初步探讨.他们到底选取了哪些作品作为自己进行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另一种方式,以及他们采取了怎样的译介策略,这才是深入到对译介多样性的探讨的问题.

二、怎么译――译介策略探悉

以色列学者吉迪恩图里在探讨翻译与准则的关系时,提出了“翻译准则”(translational norms)的概念,“他所谓的翻译准则就是译者在进行翻译时所面对的种种制约,这些制约主要来自译入语的社会及文化,直接影响译者的翻译决定.图里进而将它分为‘预备性准则’(preliminary norms)与‘操作性准则’(operational norms)两大类.前者在翻译活动没有发生时便发挥了作用,涉及某一文化在特定的时间里的一些足以影响翻译选材的翻译‘政策’,如他们愿意接受哪些分类,什么样的作者、学派,又是否愿意接受重译.而后者则指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影响译者作出种种决定的‘预测’.此外,图里认为还有一种最重要的‘原初准则’(iniiial　norm),译者可以由此决定究竟是应该依附于原著,还是遵从于译人语文化系统中的‘准则”’.在西班牙汉译文学中,由于译者群体所发生的变化,导致他们必然会持有不同的文化译介策略,因此必须对译介背后的准则及译介策略进行细致的分析.

1　系统经济地介绍写实派文学

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西班牙汉译文学中,以《小说月报》为主的文研会刊物成为译介的重心,作为文研会同人社团的旗下诸期刊都奉行现实主义的宗旨,时任主编的茅盾更是自觉将现实主义作为其理论构架的根基――“所以中国现在要介绍新派小说,应该先从写实派、自然派介绍起,本栏的宗旨也就在此.”在这种语境下,溢出现实主义因素的作品必定不能进入他们所把持的期刊中.虽然这种控制并非十分严格,但由于茅盾在译介文学中有自己所倡导的方法,在具体的译介中,他会在译介之前对具体的文本进行自己独特的阐释,这表现在对被译者身份、作品风格等诸多方面的定位上；因此,这种阐释不可避免地会使译作带有译介者自身的目的性.在新文学初期这种倾向表现得尤为突出,以茅盾在《小说月报》上刊载的西班牙汉译文学来看,大多为现实主义性质比较强的作品,即便在面对具有现代色彩的作品时,译介者依然是置若罔闻,并把其作品归入现实主义的行列.这就出现了译介上的偏差.以倍那文德为例,在茅盾所 选取的作品中,倍那文德的《热情的女人》等戏剧中对爱情变态的追求、对生活畸形的态度和荒诞的感受等,表现出很明显的现代主义思想.对于这位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几乎被后来所有的评论者都归入现代主义行列的倍那文德,茅盾在译介上却有着自己独特的主张.无论是在对作品的分析上,还是在对作品的归类上,他都未把这位作家归入现代主义的行列,而是反复强调他剧作的思想内容,并将其归入现实主义一派.在现实主义处于上升阶段的30年代,这种有意的置换使得文本本身仅仅成为介体,经过阐释后的作品已然是译介者重新创造出来的新的文本.

经过译介者阐释过的译文被读者所接受后,读者可能依照译介者的意图进行理解,形成对译文的被改造性的理解,这种理解并非是对原文的理解和补充,而是建立在被阐释基础之上的理解.仍然以茅盾为例,在这位有着对现实主义自觉的理论构架的理论家身上,有意的误读使得作品远离了其本身的意义,如何通过对作品的阐释实现自己的理论构架,成为其现实主义理论中有力的论据,成为他的译介动机.所以,原文本身的含义迥异于在母语环境下的内涵,经过阐释后的译文以及阐释本身是他译介中的最终指向.从第一个十年的翻译情况来看,译介总体呈现出重视作品思想内容的倾向,这种倾向的有力支撑首先在于,译介原文的流派取向大多属现实主义之作,从译介的作家来看,大多是反映现实情状的作家,如伊巴涅斯、“九八一代”的作家等.这一方面与翻译的共时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五四前后出现的文学事实制约了译介的对象；而关键在于进入第一个十年的末期,当译介对象中已经出现明显的异质因素时,中国的译介者所采取的译介策略不是忠实于新的超越性因素,而仍然将其归入原有的门类中,这就造成了译介中现实主义独尊的局面.译介者并非没有认识到文学事实发生的变化：“写实主义的文学,最近已见衰微之相,就世界观之立点言之,似已不应多为介绍,然就国内文学界情形言之,则写实主义之真精神与写实主义之真杰作实未尝有其一二,故同人以为写实主义在今日尚有切实介绍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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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个十年的西班牙汉译文学译介活动中,前有鲁迅“反映现实的弱小民族国家文学”之鉴,后有茅盾的“现实主义”译介之说,似乎整个十年中的译介活动都集中于对苦难现实的控诉,以现弱小民族之姿.然而,即便从译文本身来看,这个时期所呈现的文学现象远不止于此.译介者有意为之的阐释所造成的误读在这时并不少见.在面对这一时期的作品时,读者所接受的客体既包括译文本身,同时亦包括译者的阐释,而后者往往对接受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如果将这一时期的翻译置于当时的历史语境中,似乎更能切近地理解译作本身：五四时期对于西方的竞取直迫使得译介作品成为尚未有大家出现的文学时代的救命良方.西方的文学作品在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参照系.而这个参照往往是单向的,即中国作家通过对西方的学习以实现自身的超越,实现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因此,掌控着翻译权的作家就成为话语权的掌控者.译介者的翻译策略显然决定了译文在整个现代文坛中的重要地位,这点对于有着自觉的理论倡导和构架的译介者而言尤为有效.

2　渴望先锋

如果说第一个十年的西班牙汉译文学中充斥着现实主义作品,文本的形式因素等更符合审美标准的方面遭遇了遮蔽的话,在第二个十年的译介中,这种情形则有所扭转.首先从译介的载体来看,在这一时期,译介中心发生了逐步的转移,z